雨神黄大仙词之小传，兼咏《长相思》-未名徽音教育

词之小传，兼咏《长相思》-未名徽音教育

今天，我们说“唐诗宋词”，将宋代的“词”和唐代的“诗”作为中国古典韵文的代表，并将“诗词”并列，是很通行的说法。其实，“词”也是诗，只不过，相对于“诗”，“词”这个名字被诗歌史列出，是后代的事情了。宋代之前有“词”吗？当然有，只不过那时的词还不被称为“词”。到底什么样的诗，才可以称为今天文学意义上的“词”呢？
其实“词”，本义同于“辞”，文辞意也。而曲和辞的名字，唐宋之前就有了，他们均指古代的诗歌，辞是文辞部分，曲是音乐部分。诗、词（辞）本来是一回事，然而到了“宋词”，它们又不能完全称为是一回事了，至今，我们还是将“词”单独列为一种诗歌题材，这是为什么呢？
一切得从唐玄宗说起
玄宗皇帝爱音乐，众所周知。他不但爱好雅乐，也爱好俗乐（民间音乐）、外国音乐。武则天时期，属于禁内的音乐机构称“云韶府”，专治雅乐。玄宗继位，太常雅乐之外，又开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教习俗乐，用于岁时晏享。玄宗时代的教坊乐曲，来源广泛，多是各地、各民族、乃至来自国外的小曲、和诗人绝句。其中的小曲，曲调广纳博采山川民俗风情，曲折而动听，歌辞长短不一，不是唐代典型的五七言诗。它们采自民间，再由教坊传诸宫廷、都市，曲、辞的发展逐渐形成影响，其自身完备所需，文人便自然渐渐参与到为教坊曲创作歌词的队列里。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是其中的佼佼者。
诗人们为教坊小曲配词，和最初的民歌民谣、以及他们自己的诗创作，已经有所不同。因为这些配词，基于音乐歌唱的需要，需要有一定的特殊形式，这个特殊形式，便成了“词”的基本格律，它是随着曲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语文句法，既长短不一，又遵循着音乐变化所形成的韵律，参差错落里陈杏衣，有一定的规则。不同于唐以前的乐府古诗。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词”做为一种乐府辞体，和玄宗教坊曲之前的乐府歌辞，又有差异。简单地说词是长短句的诗，显然是不够严谨的。 每一首教坊曲，都有名称，配词后，乐曲的名称便被称为“词牌”，每一支词牌，又依据本有曲调，形成一定的句法、格律、平仄。
填词的人，要依据这些法则，填写文辞，这样的词才能合乐而唱。在句式和语言上，词突破了五七言诗的范式和局限，但它本身又因为音乐的现实，有了一定的规则，就是在这样自由与束缚并存的前提下，做为一种新的韵文题材，“词”从传统句法整齐的诗歌里渐渐脱离独立出来。
唐代的教坊乐曲，有大、小曲之分。大曲如《水调》、《六幺》等，均采用五七言绝句配乐歌唱。而小曲如《长相思》、《菩萨蛮》等，则用长短句的词。根据记载，唐代的教坊小曲，已经近三百之数 ，而到了宋代教坊，无论大曲小曲，都用长短句的词，这些大小曲的歌辞，就被总称为“词”。
如果我们要给词下一个定义，则它是脱胎于民歌俗曲，成长于盛唐教坊，发展于中晚唐的文人参与阶段，繁荣独立于两宋，延续于明清至今的，是天生充满音乐性的、具有一定格律、又长短不一的诗（歌辞）。
词的体制，按长短分为小令、中调、长调。按音乐节奏分为令、引、近、慢、犯，以及大曲摘遍、集曲等。《草堂诗余》分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又依音乐，唐五代的词均为小令，慢词始于北宋。引、近介乎令、慢之间，多被视为中调，慢、犯则皆是慢词。
（宋人《歌乐图》局部 ）
从俚俗曲到文人词
词曲来自于大众俗文艺，玄宗将其用于宴飨，由教坊乐伎配合乐舞，歌唱娱乐。这样的风气，从王公大人开始，风演到坊间市井。也从唐代，蔓延到两宋。唐代的长安、洛阳、扬州，宋代的汴京、临安、成都等，都是伎乐发达之地，因此通俗词曲非常兴盛。我们可以说，词是唐宋城市文化发展的产物。
传播词曲文化的，则是当时的乐伎。伎，包括男伎女伎、乐工和歌唱者。教坊伎，承应于宫廷宴会歌舞；家伎，属于豪门贵族私家庭院；官伎，则各级官场酒席；民伎，则往来于酒楼勾栏。这些不同乐籍的伎，唱的多数是劝酒的肴觞之曲，属于酒令。这样的词，多是俚俗小曲，词牌众多，属于当时的“流行歌曲”，是纯然的娱乐大众的俗文化，虽当时纷纷扬扬，名称一时，但因为艺术性、经典性都不够，基本没有保存下来。
《碧鸡漫志》卷二载，“政和间，曹组元宠每出长短句，脍炙人口，作《红窗迥》及杂曲数首，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又云，田中行极能写人意中事，杂以鄙俚，曲尽要妙，当在万俟雅言之右，然庄语辄不佳。再按，田、曹小令，当时通行俚俗之曲，今皆不传。”由此可知，当时城市人普遍所熟知的词曲，类今日城市中普遍的通俗歌曲，乃时尚风潮，已少关后代文学音乐史。而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唐宋词，都是文人创作的作品了，即使被认为是最通俗的柳永，也与当时的伎人词作非同类。
柳永一生辗转于坊间，是名重当时的填词高人。坊曲中有新声，就会请他填词，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他属于文人填歌词。而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二晏都属于各中能手。他们的既写诗，又另外填词，于诗词创作，风格各异。士大夫们在宴席交游中的参与，使得原本俚俗的小词文学性、艺术性加强。体制、内容、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
（ 宋 · 李嵩《听阮图》 ）
不过，文人们为乐伎创作的词，总还是燕乐歌曲的范畴。最初的小词，多写人世普遍的相思离别爱情，词句俚俗。到了文人参与，还是写相思离别爱情，词句却脱俗入雅了。宋代的词，数量和题材都比唐五代扩大了，参与的文人也更多，相思离别之外，四时节令、咏物吊古等题材也多起来。到了苏轼，更是以写诗的思想和内容来填词，于是词便开始冲破它最开始的爱情歌曲的单薄意义，变得广博起来。这一变化，为“词”称为诗歌史上重要的文体之一，起到了关键作用。到后来李清照称“词别是一家”，已欲将词与传统“诗”并列。也是从这时起，词渐渐脱离其音乐功能，变成文人独立的文学创作。
宋代很多大词人的词作，在当时已经不是用来歌唱的了，而仅仅是依照词牌的格律，单独写就的纯文学作品。然而，也因为这些已经是纯文学作品的词，它们是依据原词牌固有的乐调属性、遵循固定的格律平仄法则创作的，所以虽然没有用于音乐歌唱，可它们的音乐性、内在的韵律回旋曲折感，就都完整地保存在文辞的字里行间了。这样的词，已经是士大夫们自己或代人拟的艺术抒情歌曲了，或吟咏自度、或倚琴而歌，已经完全的脱俗入雅，称为诗歌文学的主流之一。
我们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突破了文辞的局限后，我们便可以在词的气息、韵律、精神、乃至气质中，与词人通感，雨神黄大仙从而深切地领悟词作、词人彼时彼刻的所思、所想、所见，以及由文辞所传达出的，当时的心声。这心声，有着原有词牌共同的句式格律、每个词人独有的精神气质、不同时代地域的气调和音韵，当我们于涵泳中与词人心领神会，一首词，便由单纯的文辞变成全息的感受，到此时，读者与作者心心相印、精神交互，我们由读词而悟词，便可以得鱼忘筌了。
唐宋的词，保存下来的，绝大多数是名家的作品和专集，和散见于词话的少数无名氏或非名人作品。 这些作品，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正在于它们已历经淘汰，文辞可观，词牌经典，值得后人学习。
依词度调｜唱｜曼君
古琴打谱伴奏｜允中
长相思
又名《双红豆》。唐教坊曲。
双调小令。三十六字，前后各三平韵。
（唐） 冯延巳
红满枝，绿满枝，宿雨厌厌睡起迟。
闲庭花影移。
忆归期，数归期，梦见虽多相见稀。
相逢知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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