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将通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悦读孙子兵法九变篇-尉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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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变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合。泛地无舍，侯阁亭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君命有所不受
孙武认为，即使是国君，也有职责范围。对将帅授权以后，就不得干涉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将帅，也不能瞎指挥，更不能专横跋扈，一意孤行，自认为被赋予至高无上、无可制衡的权力，或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而不惜破坏一切规矩和法度，从而扰乱自己，使国家蒙受巨大灾难。在古代战场上，形势同样也是瞬息万变，所谓“势险”、“节短”，将帅只有抓住有利战机，及时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方能致敌以致命打击。如果君王的指令带上月光上路，总赶不上“变化”的速度，将帅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指挥。机械地执行君王指令而不考虑战场形势，只能错失良机。
汉武帝时期，汉朝政府开辟河西郡，隔绝了西羌与匈奴之间的通道，并驱逐西羌各部，不让他们在湟中地区居住。
汉宣帝即位后，羌人通过汉使上报朝廷，希望北渡湟水，迁到没有田地的地方去放牧。
汉宣帝听说后，询问赵充国对此事的看法，赵充国说：“羌人之所以容易控制，是因为各部都有自己的首领，所以总是互相攻击，没有形成统一之势。匈奴多次引诱羌人，企图与羌人共同进攻张掖、酒泉地区，然后让羌人在此居住。近年来，匈奴西部地区受到乌孙的困扰，我怀疑他们会派遣使者与羌人部落联系。恐怕西羌事变还会发展，并不只限于目前的局面。他们还会和其他部族再次联合，我们应提前做好准备。”
一个多月后，羌人首领果然派使者到匈奴借道，进攻鄯善、敦煌，阻碍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
汉神爵元年（前61年），汉宣帝派辛武贤、许延寿率军与赵充国部会合，大举进攻羌人。
而此时，羌人在赵充国的安抚下，已有一万多人归附。赵充国的奏章尚未发出，就接到朝廷攻打羌人的诏令。
赵充国不主张用兵，而是派步兵在当地屯垦戍卫，等待反叛的羌人自行败亡。
有人劝说赵充国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赵充国却认为，实施屯戍政策不仅可以解决羌人的叛乱问题，而且可以起到抚慰四方蛮夷的作用。
赵充国的儿子害怕其父抗命名门秀色，便让门客去劝赵充国，说：“如果违背了皇上意图，派御史前来问罪，将军不能自保，又怎能保证国家的安全？”
赵充国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多次上书汉宣帝，重申自己的观点。
他说：“对付羌人，智取较容易，武力镇压难度就大，所以我认为全力进攻不是上策！我建议，撤除骑兵，留步兵一万人，分别屯驻在要害地区，一面武装戒备，一面耕田积粮，恩威并行。这样可以节省大笔开支，并且可以维持士卒的费用。留兵屯田足可平定西域。”
汉宣帝将其奏折交给大臣讨论，得到大臣们的赞同，于是汉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奖赏了他。
从中国历史看，能用人不疑、成就大业者，其例甚多，如齐桓公用管仲，燕昭王用乐毅，刘备用孔明等。周恩来也曾经指出：“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基本是可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有充分材料说明他是不可信任的，那党就应该对他采取排斥或怀疑的态度。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多少条错误，思想作风有怎样的毛病，党对他还应给以信任，在信任中来批评他的错误，纠正他的作风。”
知九变之术
孙子认为，指挥作战要随机应变，反对墨守成规。他指出：“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即：有的道路可以不走，有的敌军可以不打，有的城寨可以不攻，有的要地可以不争，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强调用兵要“通九变之利”，治军要“知九变之术”。否则，“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因此，“通九变之利，知九变之术”是实现灵活指挥、机断行事的重要保证。孙子对灵活指挥这一能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的重要问题论述，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5年1月，红军长征进至遵义时,兵力已不足3万。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向遵义逼进。
中共中央决定由泸州上游，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四川军阀刘湘大惊失色汾湖人才网，急调模范军打头阵，前堵后追挡住了红军北上的通道。
1月28日，毛泽东在土城青杠坡设伏对尾追而至的川军郭勋其旅发起进攻。
原判川军四个团，实际有六个团，并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继续恋战，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果断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鉴于长江沿岸已布防国民党重兵，进而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界，国民党军队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
一渡赤水进扎西，国民党军重兵跟来，毛泽东泰然自若，一直等到敌军逼近，方率红军兵分三路，在扎西掉头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再入黔北。
红军一路夺关抢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勇夺娄山关，以一个漂亮的回马枪，再占遵义城。蒋介石暴跳如雷，急令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立即北上夺回遵义。
红军在遵义城南，出其不意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重创吴奇伟纵队。
吴奇伟带着残兵狂逃几十里，砍断了吴江上的浮桥，方才侥幸逃脱。
红军再入黔北，五天内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蒋介石则被红军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搞得晕头转向，实在搞不清楚红军的战略意图。他决定采取堡垒与挤压并举战术，令遵义以南部队，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封锁线，令遵义以北部队沿川黔大道加紧进攻，南守北攻，四面防堵，步步推进。
蒋介石判定红军在黔北地区徘徊，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诏令各路纵队与红军实施决战。
周浑元纵队放胆前进，集结鲁班场，态势突出。又有机会可以消灭敌人了，毛泽东决定先打周浑元纵队。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周浑元三个师龟缩固守，双方形成对歭。蒋介石大喜过望，认定抓住了红军主力，要求周浑元固守待援，急令各部向鲁班场推进，务必聚歼红军于一役。
然而就在蒋介石各路援军蜂拥而至的时候，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成熟运用于心的毛泽东却突然指挥红军秘密北进，来到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喝上了醇正甘烈的茅台酒。
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毛泽东用一个团的兵力虚张声势，大造红军北渡长江的假象，主力却隐蔽在山沟密林中。
蒋介石断定红军入川，定要北渡长江。他再令川军前堵，中央军后追，要在川南构成新的包围圈。
3月22日，红军四渡赤水，重回黔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红军与国民党追兵相向而过，向着仁怀、遵义之间地区疾速前进，秘密穿越遵义仁怀大道，渡过乌江，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远远的甩在乌江以北。
此役正应了那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泽东率领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不断变化，进退自如，牢牢地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长征中具有转折意义的胜利雀圣1电影。
注重变化也是企业生存之道。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因循守旧的人在变化的局势下很难有所转机，唯有适应时势的需要，革故创新仙家悠闲生活，才能抓住商机，成为行业的先锋，获得更多的财富。美国商界有句格言：“经营就是要以变应变。”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在各种市场竞争环境发生变化时，经营者要有变通的本领，以变应变，想顾客之所想，急顾客之所急，帮顾客之所需，这样才不至于被市场所淘汰。
杂于利害
利与害是相互对立的，作为指挥员要善于从利害两个方面考虑问题。只见利不见害，就会麻痹大意，轻举妄动；只见害不见利，就会丧失信心、消极气馁。孙子主张临利思害、临害思利公主斗美夫，以此指导战争、趋利避害。也就是说，“智者虑事，虽处利地，必思所以害；虽处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变之谓也”。同时，利与害又是相互统一的租妻成婚。利中有害，害中有利。智者要害中见利、利中见害，透过现象看本质，要考虑利和害孰大。
晋国于公元前659年夏天兴兵攻伐虢国。伐虢必须经过虞国，如果虞国不让晋国的军队过境，晋国就束手无策。
大臣荀息对晋献公说：“虞国的国君虞公是个鼠目寸光的小人，见钱眼开，大王只要把我们的国宝送给虞公，他一定肯答应借我们一条路，让我们通过虞国。”
所谓“国宝”送战友简谱，是指晋国马厩中原产于屈地的千里马和国库中原产于垂棘的璧。
晋献公最珍爱这两件奇物，对荀息说：“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宝物啊！再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贤臣在，他们怎么会蠢到借路给我们呢？”
“我们把千里马和璧送给虞公，不过是把千里马从这个马厩牵到那个马厩中，把璧从这个仓库放到那个仓库中，这些马厩和仓库早晚都是您的啊！宫之奇这个人足智多谋，但他不敢犯上强谏，虞公绝不会听从他的劝告。”
于是，晋献公接受了荀息的建议，派人把千里马和璧送给虞公刘清云，虞公果然不听从宫之奇的劝告，借路给晋国。
晋军经虞国到达虢国，攻占了虢国的都城，虢国迁都到上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拼力死战。晋军知难而退，回到晋国。
公元前655年，晋国聚集精兵良将，再次向虞国借路攻伐虢国。宫之奇劝说虞公道：“虢虞两国相互依存，虢国灭亡了，虞国也就日薄西山了。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正是虢虞两国今天的形势。请大王三思而行。”
虞公厉声道：“晋国和我是同宗（同为姬姓），绝不会害我！”他再次拒绝了宫之奇的劝告，借路给了晋国。
宫之奇见事情无法挽回，他急忙回到家中，对众人说：“晋国此次出兵，势在灭虢，回国途中一定不会放过我们虞国，大家逃命去吧！”于是，带领族人逃离了虞国。
同年八月，晋军大兵经虞国进入虢国，迅速攻克虢国的上阳，灭亡了虢国。凯旋途中，晋军趁虞公毫无防备之机，一举灭了虞国，虞公成了晋军的俘虏，千里马和美璧也都重新回到了晋献公手中。
虞公只见小利而未见大害，最终导致国破家亡。聪明人考虑问题，总是兼顾事物的利害两个方面。处于顺境，常思不利之处，防患于未然，处于逆境，能看到事情的转机和利处，才能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它，可见，这正是孙子的智慧千年不衰，仍被人们学习汲取的精华所在啊。
有备无患
孙子主张作战必须有充分可靠的准备。他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强调任何时候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使敌人无隙可乘、无懈可击。对于敌人可能的进攻行动，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或“不攻”上。而要常设备防、严阵以待，依靠自己的充分准备，使敌人想来不敢来，想攻攻不动。
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在商战中也有广泛的运用。
商家要想在某一行业中获得绝对优势，就必须直面瞬息万变的商情与众多的对手，掌握行业的发展态势，占得先机，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20世纪70年代初，正当本田牌摩托车在美国市场上畅销时，总经理本田宗一郎却突然提出了“东南亚经营战略”，倡议开发东南亚市场。
当时，摩托车激烈角逐的战场是欧美市场，东南亚则因经济刚刚起步，摩托车还是人们望洋兴叹的高档消费品。
公司总部的大部分人对本田宗一郎的倡议迷惑不解。本田提出这个战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他拿出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向人们解释：“美国经济即将进入新一轮衰退，只盯住美国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便会损失惨重。而东南亚经济已经开始起飞，按一般计划，人均年产值2000美元，摩托车市场就能形成。只有未雨绸缪，才能处乱不惊。”
大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美国经济果然急转直下，许多企业的大量产品滞销，几十万辆本田摩托车也压在库里。
然而天赐良机，与此同时，东南亚市场上摩托车却开始走俏。
本田立即根据当地的条件，对库存产品进行改装后销往东南亚。
由于本田公司已经提前一年实行旨在创品牌、提高知名度的经营战略，所以产品投入市场后如鱼得水，这一年，和许多亏损企业相比，本田公司非但未损失分毫，而且创出了销售量的最高纪录。
有了这一经验，本田公司形成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经营策略。每当一种产品或一个市场达到高潮，他们就开始着手研究开发新一代产品和开拓新市场，从而使本田公司在危机来临时总有新的出路。
将有五危
孙子认为，将帅必须充分认识和克服五种致命的弱点：“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即：只知道死拼就有可能被诱杀；贪生怕死就有可能被生擒；性情暴躁易怒就有可能中敌轻侮的奸计；过分廉洁好名就有可能误入污辱的圈套；只知爱民就有可能导致烦扰而不得安宁。他强调指出，作为战争胜负之所属，国家安危之所系的将帅，既不是单纯持戈拼杀的一介武夫，也不是贪生怕死的孺夫俗子；既不能感情用事，一触即怒，也不能不知轻重，因小失大，而应该根据情况灵活变通，顾全大局。否则，会招致“覆军杀将”之祸。
建安元年七月，曹操在洛阳劫持了汉献帝，九月胁迫汉帝迁都许昌，由此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
袁绍心里很不服气。当时袁绍已经逐渐吞并了黄河以北的地区，独占幽、并、青、冀四州。中国旧称九州，他已经独占四个州了，可想而知，当时袁绍的势力是何等的强盛。
这个时候，曹操还没有平定吕布和张绣，正处在东忧吕布、南拒张绣的状态，心理很是郁闷。出身于四世三公的高干子弟袁绍很瞧不起曹操，给曹操的书信态度很是傲慢，也令曹操十分不快。
荀彧是曹操的一个重要谋士，他看出曹操闷闷不乐，很快就洞察了原因。
荀彧的一番言语，令曹操转忧为喜，他用人才制胜论断言了曹操必胜、袁绍必败的道理。
他对曹操说：从古人的成败来看，只要是真的有才能，即使弱小也会逐渐强大。
假如徒有虚名，即使表面再强大也不足畏。现在能跟主公争天下的人，只有袁绍。但是袁绍这个人，表面待人宽厚而内心却好猜忌，用人而又怀疑其是否忠心，而主公不拘一格，凡人才均能合理任用。在用人气度上，主公就已经胜他了。
袁绍遇事不果断，常错失良机，而您能够对大事有决断力，还能随机应变。在谋略上，您也已经胜他了。
袁绍治军不严明，法令不立，士兵虽多，反而容易自乱，而您治军法令严明、赏罚分明，士兵虽少，却全是视死如归的勇士。在勇武上，您也胜他了。
袁绍依凭他四世三公的名望地位，摆出一副举止从容、足智多谋的样子，其实沽名钓誉林峰女朋友，所以世上那些没有什么真本领而好空名的人大多归附了他，而您以深厚仁德之心对待别人，自己虽然谨慎俭朴，但对有功人员却毫不吝惜的给予奖赏，所以天下忠直之士，办事讲究实效、不图虚名的人，都愿意为您效劳。在德行上，您胜过了袁绍。
官渡之战，也正如荀彧所言，曹操以弱胜强，最终战胜袁绍。在领袖气质上，袁绍比曹操逊色了不少，吸纳的人才也远没有曹操的手下优秀。
官渡之战前，曹操虽然兵少，但手下曹仁、张辽、徐晃、夏侯渊、夏侯惇、李典、乐进等，都是久经沙场的成名将军，荀彧、荀攸、郭嘉等又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家。
袁绍讨伐曹操时，孔融曾经问荀彧：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都是有智谋的人，审配、逢纪都是忠义的臣子，颜良、文丑，在三军中勇猛非凡，恐怕很难攻破吧。
荀彧则认为，袁绍兵力虽多却法令不严，田丰刚直犯上，许攸贪婪无度，审配专断没有智谋，逢纪果敢却刚愎自用。颜良、文丑只是有勇无谋的匹夫，可以一次交锋就活捉它们。
结果也正如荀彧所料，田丰被袁绍嫉杀了，许攸见利忘义背叛了袁绍，而颜良、文丑则死在乱军之中。
曹操吸贤纳士，广开视听，赏罚分明，笼络了不少英才，使他从一名都门校尉，而成了一代枭雄。而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惜命，见小利忘身，虽然凭借着昔日的势力，在三国初期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在真正“冠亚军决战”时，难免要败下阵来。由此可见，对于个人来讲，才能大小决定了一个人的发展前景，真正有才能的人必然会逐渐强大，没有才能的人即使是一时得势，也必不长久。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单位、一个集体，真正选材用能，才是昌盛不衰的正道。
尉缭∣
关注军事文化，弘扬尚武精神
九变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合。泛地无舍，侯阁亭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君命有所不受
孙武认为，即使是国君，也有职责范围。对将帅授权以后，就不得干涉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将帅，也不能瞎指挥，更不能专横跋扈，一意孤行，自认为被赋予至高无上、无可制衡的权力，或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而不惜破坏一切规矩和法度，从而扰乱自己，使国家蒙受巨大灾难。在古代战场上，形势同样也是瞬息万变，所谓“势险”、“节短”，将帅只有抓住有利战机，及时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方能致敌以致命打击。如果君王的指令带上月光上路，总赶不上“变化”的速度，将帅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指挥。机械地执行君王指令而不考虑战场形势，只能错失良机。
汉武帝时期，汉朝政府开辟河西郡，隔绝了西羌与匈奴之间的通道，并驱逐西羌各部，不让他们在湟中地区居住。
汉宣帝即位后，羌人通过汉使上报朝廷，希望北渡湟水，迁到没有田地的地方去放牧。
汉宣帝听说后，询问赵充国对此事的看法，赵充国说：“羌人之所以容易控制，是因为各部都有自己的首领，所以总是互相攻击，没有形成统一之势。匈奴多次引诱羌人，企图与羌人共同进攻张掖、酒泉地区，然后让羌人在此居住。近年来，匈奴西部地区受到乌孙的困扰，我怀疑他们会派遣使者与羌人部落联系。恐怕西羌事变还会发展，并不只限于目前的局面。他们还会和其他部族再次联合，我们应提前做好准备。”
一个多月后，羌人首领果然派使者到匈奴借道，进攻鄯善、敦煌，阻碍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
汉神爵元年（前61年），汉宣帝派辛武贤、许延寿率军与赵充国部会合，大举进攻羌人。
而此时，羌人在赵充国的安抚下，已有一万多人归附。赵充国的奏章尚未发出，就接到朝廷攻打羌人的诏令。
赵充国不主张用兵，而是派步兵在当地屯垦戍卫，等待反叛的羌人自行败亡。
有人劝说赵充国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赵充国却认为，实施屯戍政策不仅可以解决羌人的叛乱问题，而且可以起到抚慰四方蛮夷的作用。
赵充国的儿子害怕其父抗命名门秀色，便让门客去劝赵充国，说：“如果违背了皇上意图，派御史前来问罪，将军不能自保，又怎能保证国家的安全？”
赵充国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多次上书汉宣帝，重申自己的观点。
他说：“对付羌人，智取较容易，武力镇压难度就大，所以我认为全力进攻不是上策！我建议，撤除骑兵，留步兵一万人，分别屯驻在要害地区，一面武装戒备，一面耕田积粮，恩威并行。这样可以节省大笔开支，并且可以维持士卒的费用。留兵屯田足可平定西域。”
汉宣帝将其奏折交给大臣讨论，得到大臣们的赞同，于是汉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奖赏了他。
从中国历史看，能用人不疑、成就大业者，其例甚多，如齐桓公用管仲，燕昭王用乐毅，刘备用孔明等。周恩来也曾经指出：“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基本是可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有充分材料说明他是不可信任的，那党就应该对他采取排斥或怀疑的态度。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多少条错误，思想作风有怎样的毛病，党对他还应给以信任，在信任中来批评他的错误，纠正他的作风。”
知九变之术
孙子认为，指挥作战要随机应变，反对墨守成规。他指出：“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即：有的道路可以不走，有的敌军可以不打，有的城寨可以不攻，有的要地可以不争，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强调用兵要“通九变之利”，治军要“知九变之术”。否则，“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因此，“通九变之利，知九变之术”是实现灵活指挥、机断行事的重要保证。孙子对灵活指挥这一能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的重要问题论述，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5年1月，红军长征进至遵义时,兵力已不足3万。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向遵义逼进。
中共中央决定由泸州上游，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四川军阀刘湘大惊失色汾湖人才网，急调模范军打头阵，前堵后追挡住了红军北上的通道。
1月28日，毛泽东在土城青杠坡设伏对尾追而至的川军郭勋其旅发起进攻。
原判川军四个团，实际有六个团，并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继续恋战，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果断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鉴于长江沿岸已布防国民党重兵，进而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界，国民党军队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
一渡赤水进扎西，国民党军重兵跟来，毛泽东泰然自若，一直等到敌军逼近，方率红军兵分三路，在扎西掉头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再入黔北。
红军一路夺关抢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勇夺娄山关，以一个漂亮的回马枪，再占遵义城。蒋介石暴跳如雷，急令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立即北上夺回遵义。
红军在遵义城南，出其不意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重创吴奇伟纵队。
吴奇伟带着残兵狂逃几十里，砍断了吴江上的浮桥，方才侥幸逃脱。
红军再入黔北，五天内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蒋介石则被红军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搞得晕头转向，实在搞不清楚红军的战略意图。他决定采取堡垒与挤压并举战术，令遵义以南部队，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封锁线，令遵义以北部队沿川黔大道加紧进攻，南守北攻，四面防堵，步步推进。
蒋介石判定红军在黔北地区徘徊，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诏令各路纵队与红军实施决战。
周浑元纵队放胆前进，集结鲁班场，态势突出。又有机会可以消灭敌人了，毛泽东决定先打周浑元纵队。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周浑元三个师龟缩固守，双方形成对歭。蒋介石大喜过望，认定抓住了红军主力，要求周浑元固守待援，急令各部向鲁班场推进，务必聚歼红军于一役。
然而就在蒋介石各路援军蜂拥而至的时候，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成熟运用于心的毛泽东却突然指挥红军秘密北进，来到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喝上了醇正甘烈的茅台酒。
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毛泽东用一个团的兵力虚张声势，大造红军北渡长江的假象，主力却隐蔽在山沟密林中。
蒋介石断定红军入川，定要北渡长江。他再令川军前堵，中央军后追，要在川南构成新的包围圈。
3月22日，红军四渡赤水，重回黔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红军与国民党追兵相向而过，向着仁怀、遵义之间地区疾速前进，秘密穿越遵义仁怀大道，渡过乌江，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远远的甩在乌江以北。
此役正应了那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泽东率领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不断变化，进退自如，牢牢地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长征中具有转折意义的胜利雀圣1电影。
注重变化也是企业生存之道。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因循守旧的人在变化的局势下很难有所转机，唯有适应时势的需要，革故创新仙家悠闲生活，才能抓住商机，成为行业的先锋，获得更多的财富。美国商界有句格言：“经营就是要以变应变。”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在各种市场竞争环境发生变化时，经营者要有变通的本领，以变应变，想顾客之所想，急顾客之所急，帮顾客之所需，这样才不至于被市场所淘汰。
杂于利害
利与害是相互对立的，作为指挥员要善于从利害两个方面考虑问题。只见利不见害，就会麻痹大意，轻举妄动；只见害不见利，就会丧失信心、消极气馁。孙子主张临利思害、临害思利公主斗美夫，以此指导战争、趋利避害。也就是说，“智者虑事，虽处利地，必思所以害；虽处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变之谓也”。同时，利与害又是相互统一的租妻成婚。利中有害，害中有利。智者要害中见利、利中见害，透过现象看本质，要考虑利和害孰大。
晋国于公元前659年夏天兴兵攻伐虢国。伐虢必须经过虞国，如果虞国不让晋国的军队过境，晋国就束手无策。
大臣荀息对晋献公说：“虞国的国君虞公是个鼠目寸光的小人，见钱眼开，大王只要把我们的国宝送给虞公，他一定肯答应借我们一条路，让我们通过虞国。”
所谓“国宝”送战友简谱，是指晋国马厩中原产于屈地的千里马和国库中原产于垂棘的璧。
晋献公最珍爱这两件奇物，对荀息说：“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宝物啊！再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贤臣在，他们怎么会蠢到借路给我们呢？”
“我们把千里马和璧送给虞公，不过是把千里马从这个马厩牵到那个马厩中，把璧从这个仓库放到那个仓库中，这些马厩和仓库早晚都是您的啊！宫之奇这个人足智多谋，但他不敢犯上强谏，虞公绝不会听从他的劝告。”
于是，晋献公接受了荀息的建议，派人把千里马和璧送给虞公刘清云，虞公果然不听从宫之奇的劝告，借路给晋国。
晋军经虞国到达虢国，攻占了虢国的都城，虢国迁都到上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拼力死战。晋军知难而退，回到晋国。
公元前655年，晋国聚集精兵良将，再次向虞国借路攻伐虢国。宫之奇劝说虞公道：“虢虞两国相互依存，虢国灭亡了，虞国也就日薄西山了。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正是虢虞两国今天的形势。请大王三思而行。”
虞公厉声道：“晋国和我是同宗（同为姬姓），绝不会害我！”他再次拒绝了宫之奇的劝告，借路给了晋国。
宫之奇见事情无法挽回，他急忙回到家中，对众人说：“晋国此次出兵，势在灭虢，回国途中一定不会放过我们虞国，大家逃命去吧！”于是，带领族人逃离了虞国。
同年八月，晋军大兵经虞国进入虢国，迅速攻克虢国的上阳，灭亡了虢国。凯旋途中，晋军趁虞公毫无防备之机，一举灭了虞国，虞公成了晋军的俘虏，千里马和美璧也都重新回到了晋献公手中。
虞公只见小利而未见大害，最终导致国破家亡。聪明人考虑问题，总是兼顾事物的利害两个方面。处于顺境，常思不利之处，防患于未然，处于逆境，能看到事情的转机和利处，才能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它，可见，这正是孙子的智慧千年不衰，仍被人们学习汲取的精华所在啊。
有备无患
孙子主张作战必须有充分可靠的准备。他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强调任何时候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使敌人无隙可乘、无懈可击。对于敌人可能的进攻行动，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或“不攻”上。而要常设备防、严阵以待，依靠自己的充分准备，使敌人想来不敢来，想攻攻不动。
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在商战中也有广泛的运用。
商家要想在某一行业中获得绝对优势，就必须直面瞬息万变的商情与众多的对手，掌握行业的发展态势，占得先机，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20世纪70年代初，正当本田牌摩托车在美国市场上畅销时，总经理本田宗一郎却突然提出了“东南亚经营战略”，倡议开发东南亚市场。
当时，摩托车激烈角逐的战场是欧美市场，东南亚则因经济刚刚起步，摩托车还是人们望洋兴叹的高档消费品。
公司总部的大部分人对本田宗一郎的倡议迷惑不解。本田提出这个战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他拿出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向人们解释：“美国经济即将进入新一轮衰退，只盯住美国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便会损失惨重。而东南亚经济已经开始起飞，按一般计划，人均年产值2000美元，摩托车市场就能形成。只有未雨绸缪，才能处乱不惊。”
大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美国经济果然急转直下，许多企业的大量产品滞销，几十万辆本田摩托车也压在库里。
然而天赐良机，与此同时，东南亚市场上摩托车却开始走俏。
本田立即根据当地的条件，对库存产品进行改装后销往东南亚。
由于本田公司已经提前一年实行旨在创品牌、提高知名度的经营战略，所以产品投入市场后如鱼得水，这一年，和许多亏损企业相比，本田公司非但未损失分毫，而且创出了销售量的最高纪录。
有了这一经验，本田公司形成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经营策略。每当一种产品或一个市场达到高潮，他们就开始着手研究开发新一代产品和开拓新市场，从而使本田公司在危机来临时总有新的出路。
将有五危
孙子认为，将帅必须充分认识和克服五种致命的弱点：“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即：只知道死拼就有可能被诱杀；贪生怕死就有可能被生擒；性情暴躁易怒就有可能中敌轻侮的奸计；过分廉洁好名就有可能误入污辱的圈套；只知爱民就有可能导致烦扰而不得安宁。他强调指出，作为战争胜负之所属，国家安危之所系的将帅，既不是单纯持戈拼杀的一介武夫，也不是贪生怕死的孺夫俗子；既不能感情用事，一触即怒，也不能不知轻重，因小失大，而应该根据情况灵活变通，顾全大局。否则，会招致“覆军杀将”之祸。
建安元年七月，曹操在洛阳劫持了汉献帝，九月胁迫汉帝迁都许昌，由此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
袁绍心里很不服气。当时袁绍已经逐渐吞并了黄河以北的地区，独占幽、并、青、冀四州。中国旧称九州，他已经独占四个州了，可想而知，当时袁绍的势力是何等的强盛。
这个时候，曹操还没有平定吕布和张绣，正处在东忧吕布、南拒张绣的状态，心理很是郁闷。出身于四世三公的高干子弟袁绍很瞧不起曹操，给曹操的书信态度很是傲慢，也令曹操十分不快。
荀彧是曹操的一个重要谋士，他看出曹操闷闷不乐，很快就洞察了原因。
荀彧的一番言语，令曹操转忧为喜，他用人才制胜论断言了曹操必胜、袁绍必败的道理。
他对曹操说：从古人的成败来看，只要是真的有才能，即使弱小也会逐渐强大。
假如徒有虚名，即使表面再强大也不足畏。现在能跟主公争天下的人，只有袁绍。但是袁绍这个人，表面待人宽厚而内心却好猜忌，用人而又怀疑其是否忠心，而主公不拘一格，凡人才均能合理任用。在用人气度上，主公就已经胜他了。
袁绍遇事不果断，常错失良机，而您能够对大事有决断力，还能随机应变。在谋略上，您也已经胜他了。
袁绍治军不严明，法令不立，士兵虽多，反而容易自乱，而您治军法令严明、赏罚分明，士兵虽少，却全是视死如归的勇士。在勇武上，您也胜他了。
袁绍依凭他四世三公的名望地位，摆出一副举止从容、足智多谋的样子，其实沽名钓誉林峰女朋友，所以世上那些没有什么真本领而好空名的人大多归附了他，而您以深厚仁德之心对待别人，自己虽然谨慎俭朴，但对有功人员却毫不吝惜的给予奖赏，所以天下忠直之士，办事讲究实效、不图虚名的人，都愿意为您效劳。在德行上，您胜过了袁绍。
官渡之战，也正如荀彧所言，曹操以弱胜强，最终战胜袁绍。在领袖气质上，袁绍比曹操逊色了不少，吸纳的人才也远没有曹操的手下优秀。
官渡之战前，曹操虽然兵少，但手下曹仁、张辽、徐晃、夏侯渊、夏侯惇、李典、乐进等，都是久经沙场的成名将军，荀彧、荀攸、郭嘉等又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家。
袁绍讨伐曹操时，孔融曾经问荀彧：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都是有智谋的人，审配、逢纪都是忠义的臣子，颜良、文丑，在三军中勇猛非凡，恐怕很难攻破吧。
荀彧则认为，袁绍兵力虽多却法令不严，田丰刚直犯上，许攸贪婪无度，审配专断没有智谋，逢纪果敢却刚愎自用。颜良、文丑只是有勇无谋的匹夫，可以一次交锋就活捉它们。
结果也正如荀彧所料，田丰被袁绍嫉杀了，许攸见利忘义背叛了袁绍，而颜良、文丑则死在乱军之中。
曹操吸贤纳士，广开视听，赏罚分明，笼络了不少英才，使他从一名都门校尉，而成了一代枭雄。而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惜命，见小利忘身，虽然凭借着昔日的势力，在三国初期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在真正“冠亚军决战”时，难免要败下阵来。由此可见，对于个人来讲，才能大小决定了一个人的发展前景，真正有才能的人必然会逐渐强大，没有才能的人即使是一时得势，也必不长久。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单位、一个集体，真正选材用能，才是昌盛不衰的正道。
尉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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