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赣医康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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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习近平的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雷榕生，1949年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8月出生。
兄弟二人与习近平同为北京八一学校学生，1969年1月13日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雷榕生分在梁家塌村，1973年9月上大学，先后在延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北京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工作，2010年6月退休。雷平生分在梁家河村，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1974年10月上延安大学。1977年毕业后在北京市科委营养源研究所工作，1983年至1995年先后在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家学习和工作，获得法国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日期：2017年1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榕生老师，平生老师，你们好！我们明白你们选择今天接受采访的用意，因为48年前的今天，是你们与习近平一起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的日子。
雷平生：的确是这样。这是一个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不仅是我们，还有坐同一列火车出发的北京知青，我相信这个日子铭刻在他们记忆中了，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时间如白驹过隙。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曾经感慨赋诗：“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已经是“四十八年过去”，不敢说“弹指一挥间”，但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嘟嘟宝，恍如昨日。
采访组：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时间，正是从少年到青年成长、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你们看来，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明显的思想变化天朝王国？
雷平生：近平插队七年中，前后是有一些思想变化，但不好说有明显的阶段。我个人的感觉是，从1969年1月到这年的秋天，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从1970年初到1972年回京，经中央专案办公室批准允许探望正在隔离审查中的父亲习老，他的情绪和思想处于稳定向上、刻苦磨炼的时期，处事已然沉稳自信，也开朗多了。大约应该从1973年后半年，特别是去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参加“整队”工作后，他的思想处于明显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段，他不负众望勇挑重担，积极参加农村的生产，带领农民为改变自己生产生活面貌努力工作。这一段如果一定要讲有“转变”，我认为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对这个“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再就是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兴、公社干部刘明升，梁家河大队支书梁玉明，也都起了各自的作用。 1973年后半年，近平受延川县团委书记、北京知青陶海粟的鼓励，以团员身份参加了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的“整队”。近平珍惜这个机会，真心实意努力工作，得到赵家河群众的交口称赞，也引起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的注意。据近平回队与我闲聊时讲，赵书记曾几次与他促膝谈心，态度热情和蔼，鼓励他解放思想、放手工作。这些谈话，从政治上给近平以信任和鼓励。从这时起，近平不再犹豫、彷徨，充满信心全身心投身到为群众奉献的工作中去。此时他的思想，已经逐渐有了新的人生目标。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采访组：对基层群众感情至深，是习近平的显著特点。请你们结合当时的经历，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例。
雷平生：好的。先说一件我们刚到梁家河后队时的事。一开始我们住在农民张马有及其子张清远家的窑洞，吃饭在30米外邻近坡上的张贵林家窑洞。张贵林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他从1936年到1960年间一直是梁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我们到村里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为了腾出一孔窑洞给我们知青做饭吃饭，和他的婆姨（陕北方言，妻子）我们叫她高老婆儿，还有女儿，以及老母亲，全家都搬到旁的窑洞去住。
我们在他们家吃了几天饭以后，张贵林的老母亲由于年迈就过世了。家里要办丧事，遗体没处停，只能暂时停在我们做饭的那孔窑洞，所以我们就必须搬到别的地方去做饭了。那个时候快过春节了，北京知青刚来，还没有正式开始劳动，所以也比较清闲。早晨我们二人从住的窑洞里出来，近平就对我说：“咱们到上面去看看。”我俩信步走到张贵林家的院子里。刚好高老婆儿从窑里出来，对我们的到来有些诧异。近平也顾忌当地有什么忌讳，慢慢地对她说：“听说您家里的老人过世了，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高老婆儿很爽快地说：“可以看。”这位过世的老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陕北“闹红”时就支持她儿子参加共产党干革命，是一位深明大义的革命母亲。这些情况，我们是不久前刚刚听村里后队队长张贵刘讲的，他是张贵林的堂弟。近平进到窑洞以后，面向炕上老人的遗体恭恭敬敬地鞠了几个躬。我在旁看到这一幕，体会到近平对革命前辈的真情实感，心中十分感动。后来张贵林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对面的知青是当年陕甘根据地主席习仲勋的儿子时，惊讶而喃喃说道：“习仲勋，当年那是要上伟人像的呀！”
采访组：这是你们去梁家河后多久发生的事情？
雷平生：是我们刚到梁家河，才只有几天的时间。近平能够对农村一位过世的老人、一位老党员的母亲，恭敬地吊唁祭奠鞠躬，这个做法是当时普通人想不到的，做不到的。那时正是“文革”进行的第四个年头，很多传统都作为“四旧”或“封建落后”的东西破坏掉了。但近平不那么认为，他完全是出于对1930年代老共产党员母亲的尊重去做这件事的。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夏铭浩
从这件事上，我感到近平对群众和党员是有真感情的。近平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按陕北人的说法，很“仁义”。他在梁家河，对贫下中农，对老人、儿童、残疾孩子，都是一片爱心，真诚相待。作为一名外来的北京知青，他给乡亲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采访组：我们前不久采访张卫庞，他当时讲到，他和你们住得很近，而且给你们搬过两次家？
雷平生：是的，我们到梁家河几个月后，张贵林的女儿“红儿”迎来了一位上门女婿，叫张卫庞，因为离得很近，近平跟他的关系处得非常好。近平从张清远、刘金莲家搬到知青窑时，要把行李和一些家什一点一点儿搬到新窑洞去。我在搬家过程中，看到张卫庞坐在一块石头上笑。我问他：“张卫庞，你笑甚？”张卫庞喜滋滋地说：“你看女人别哭！近平把这个送给我了！”我一看，张卫庞手里拿着一个针线包，上面绣着“娘的心”三个字，我知道，这是近平的妈妈齐心阿姨在他插队离京时送给他的针线包北京话骂人。后来，张卫庞把这个有特殊意义的针线包上交给档案局了。
在总书记关心的感召下，2016年王祥之，年近70岁的张卫庞将附近27户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苹果合作社，还搞了一个苹果品牌“梁家河塬上苹果”。这些绿色、环保、不上化肥、不打农药的纯天然优质苹果，2016年产量有200—300吨。张卫庞自己也收了差不多5万斤优质苹果，这一年他收入了20多万元人民币。由此可以看到，梁家河的老百姓，通过他们的勤劳和努力，正一步一步地富裕起来。其实洪兴大飞哥，让人民过上好生活，也正是近平工作和奋斗的目标。
到梁家河以后，在生活或劳动中与老乡接触，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当时农村的落后与老乡生活的艰苦，对他们很同情，激发出为他们做实事的志愿。现在，我们在电视里经常看到，近平下乡调研，很重视去那些贫困地区体察民情，比如西南、西北、井冈山等老少边穷地区。他对这些地方普通群众的生活很熟悉，到老百姓家里去走访的时候，言谈举止很自然，掀开锅盖看看锅里有什么，嘘寒问暖，与人民群众谈话都能说到要害处，说到点子上，也能了解到实际情况。如果下乡是去走过场，说话很有“套路”，也就看不到真实的感情流露。在电视上每每看到已经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近平，依然对困难群众自然而然地流露真情，我就有很多感慨，知道这种真情来自于他当年在梁家河上山下乡的经历，来自于他从知青时代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对人民群众的深情。
采访组：习近平成为梁家河村支书以后，都给村里做了哪些实事？
雷平生：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他真正发自内心地想要带领村民改变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写过信，希望他们在粮种、菜种方面给予一些帮助张浩源。农科院的人还真不错，给寄来一大包蔬菜种子，有西红柿、黄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种子后，专门拨出一块地来试验种植。那些菜产量还可以，村里人分过几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见证了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陕北地区，川面上的水浇地田，一般情况下产量都比较高，打的粮食质量也比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够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陕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来，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水源。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经过调查，知道前队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眼，曾经往外渗水，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还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来。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找到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时候刚当村支书不久，他把整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用了。办沼气的事情，我也比较了解。近平当时是到四川遂宁县学习沼气技术，还请一位技术员到梁家河来帮忙。这位技术员是泥瓦匠出身，怎么调水泥，怎么防砂眼，怎么防漏气，沼气池用什么样的规格，外面的石板怎么箍，他都很在行。但是，这个师傅干了一段时间，在陕北各方面都很不习惯，就想回四川老家。他前后经过了几次思想动摇，就是想回家去。近平反复给他做工作，解决思想上的负担，并妥善安排他的生活。这位技术员最终没有半途而废，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才回去。
采访组：在插队这七年中，习近平为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系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您认为他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原因是什么？
雷平生：在农村的这七年，是近平人生道路中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对他的整个成长、成熟、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平能够走好人生的第一步、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军婚毒爱，他这七年努力拼搏，自强不息，刻苦磨炼，这是他成长的重要内因；另一方面，外部因素也很重要。展开来讲，我认为，他的成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条，是近平在下乡期间一直坚持劳动，坚持自我磨炼，坚持学习。我和他在梁家河一起六年，目睹了他在各个方面的不懈努力，自强不息，见证了他扎根农村的整个过程。
第二条，是党组织的培养。从梁家河大队，文安驿公社直到延川县，各级党组织对近平的关心爱护，是他成长的重要基础。这包括前面我讲过的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等人对他的关心、爱护、培养，对他的激励和帮助。
第三条，是陕北老乡的关怀教育。近平自己也曾经讲过，他在最困难的时候，陕北老乡收留了他，养育了他，教育了他。群众对近平的关爱，使他对农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
第四条粉爱粉爱你，是家庭与环境的影响。习老和齐心阿姨对近平的言传身教、不懈督促，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
近平成长过程中，家风的影响潜移默化，十分深刻。在1972年他的家庭最困难的时候，近平的姥姥去世。在他们全家沉痛参加完老人追悼会后，我在新街口他们家中看到了心情沉痛的齐心阿姨、桥桥大姐与近平。桥桥大姐见到我后，向我介绍了追悼会的情况，还充满激情地为我背诵了表哥魏北陵为老人写的悼词：“在抗日烽火燃烧的关头，老人带领全家，毅然走上太行，投奔革命，参加八路军”，慷慨激昂溢于言表。在这样充满追求进步的豪情、充满正能量的家庭中，近平所受的熏陶，对他成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还应当提到近平在八一学校读书时的两位老师：陈秋影与齐荣先。这两位老师都先后担任近平初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近平在窑洞里也几次讲给我听过，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她们都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嘱咐近平：要相信党，要守纪律，不要对老师做不恰当的事。这些提醒与告诫，在当时十分难得可贵。
排版/廖秋婷 总编/石巧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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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雷榕生，1949年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8月出生。
兄弟二人与习近平同为北京八一学校学生，1969年1月13日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雷榕生分在梁家塌村，1973年9月上大学，先后在延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北京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工作，2010年6月退休。雷平生分在梁家河村，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1974年10月上延安大学。1977年毕业后在北京市科委营养源研究所工作，1983年至1995年先后在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家学习和工作，获得法国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日期：2017年1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榕生老师，平生老师，你们好！我们明白你们选择今天接受采访的用意，因为48年前的今天，是你们与习近平一起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的日子。
雷平生：的确是这样。这是一个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不仅是我们，还有坐同一列火车出发的北京知青，我相信这个日子铭刻在他们记忆中了，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时间如白驹过隙。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曾经感慨赋诗：“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已经是“四十八年过去”，不敢说“弹指一挥间”，但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嘟嘟宝，恍如昨日。
采访组：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时间，正是从少年到青年成长、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你们看来，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明显的思想变化天朝王国？
雷平生：近平插队七年中，前后是有一些思想变化，但不好说有明显的阶段。我个人的感觉是，从1969年1月到这年的秋天，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从1970年初到1972年回京，经中央专案办公室批准允许探望正在隔离审查中的父亲习老，他的情绪和思想处于稳定向上、刻苦磨炼的时期，处事已然沉稳自信，也开朗多了。大约应该从1973年后半年，特别是去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参加“整队”工作后，他的思想处于明显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段，他不负众望勇挑重担，积极参加农村的生产，带领农民为改变自己生产生活面貌努力工作。这一段如果一定要讲有“转变”，我认为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对这个“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再就是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兴、公社干部刘明升，梁家河大队支书梁玉明，也都起了各自的作用。 1973年后半年，近平受延川县团委书记、北京知青陶海粟的鼓励，以团员身份参加了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的“整队”。近平珍惜这个机会，真心实意努力工作，得到赵家河群众的交口称赞，也引起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的注意。据近平回队与我闲聊时讲，赵书记曾几次与他促膝谈心，态度热情和蔼，鼓励他解放思想、放手工作。这些谈话，从政治上给近平以信任和鼓励。从这时起，近平不再犹豫、彷徨，充满信心全身心投身到为群众奉献的工作中去。此时他的思想，已经逐渐有了新的人生目标。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采访组：对基层群众感情至深，是习近平的显著特点。请你们结合当时的经历，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例。
雷平生：好的。先说一件我们刚到梁家河后队时的事。一开始我们住在农民张马有及其子张清远家的窑洞，吃饭在30米外邻近坡上的张贵林家窑洞。张贵林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他从1936年到1960年间一直是梁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我们到村里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为了腾出一孔窑洞给我们知青做饭吃饭，和他的婆姨（陕北方言，妻子）我们叫她高老婆儿，还有女儿，以及老母亲，全家都搬到旁的窑洞去住。
我们在他们家吃了几天饭以后，张贵林的老母亲由于年迈就过世了。家里要办丧事，遗体没处停，只能暂时停在我们做饭的那孔窑洞，所以我们就必须搬到别的地方去做饭了。那个时候快过春节了，北京知青刚来，还没有正式开始劳动，所以也比较清闲。早晨我们二人从住的窑洞里出来，近平就对我说：“咱们到上面去看看。”我俩信步走到张贵林家的院子里。刚好高老婆儿从窑里出来，对我们的到来有些诧异。近平也顾忌当地有什么忌讳，慢慢地对她说：“听说您家里的老人过世了，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高老婆儿很爽快地说：“可以看。”这位过世的老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陕北“闹红”时就支持她儿子参加共产党干革命，是一位深明大义的革命母亲。这些情况，我们是不久前刚刚听村里后队队长张贵刘讲的，他是张贵林的堂弟。近平进到窑洞以后，面向炕上老人的遗体恭恭敬敬地鞠了几个躬。我在旁看到这一幕，体会到近平对革命前辈的真情实感，心中十分感动。后来张贵林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对面的知青是当年陕甘根据地主席习仲勋的儿子时，惊讶而喃喃说道：“习仲勋，当年那是要上伟人像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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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平生：是我们刚到梁家河，才只有几天的时间。近平能够对农村一位过世的老人、一位老党员的母亲，恭敬地吊唁祭奠鞠躬，这个做法是当时普通人想不到的，做不到的。那时正是“文革”进行的第四个年头，很多传统都作为“四旧”或“封建落后”的东西破坏掉了。但近平不那么认为，他完全是出于对1930年代老共产党员母亲的尊重去做这件事的。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夏铭浩
从这件事上，我感到近平对群众和党员是有真感情的。近平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按陕北人的说法，很“仁义”。他在梁家河，对贫下中农，对老人、儿童、残疾孩子，都是一片爱心，真诚相待。作为一名外来的北京知青，他给乡亲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采访组：我们前不久采访张卫庞，他当时讲到，他和你们住得很近，而且给你们搬过两次家？
雷平生：是的，我们到梁家河几个月后，张贵林的女儿“红儿”迎来了一位上门女婿，叫张卫庞，因为离得很近，近平跟他的关系处得非常好。近平从张清远、刘金莲家搬到知青窑时，要把行李和一些家什一点一点儿搬到新窑洞去。我在搬家过程中，看到张卫庞坐在一块石头上笑。我问他：“张卫庞，你笑甚？”张卫庞喜滋滋地说：“你看女人别哭！近平把这个送给我了！”我一看，张卫庞手里拿着一个针线包，上面绣着“娘的心”三个字，我知道，这是近平的妈妈齐心阿姨在他插队离京时送给他的针线包北京话骂人。后来，张卫庞把这个有特殊意义的针线包上交给档案局了。
在总书记关心的感召下，2016年王祥之，年近70岁的张卫庞将附近27户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苹果合作社，还搞了一个苹果品牌“梁家河塬上苹果”。这些绿色、环保、不上化肥、不打农药的纯天然优质苹果，2016年产量有200—300吨。张卫庞自己也收了差不多5万斤优质苹果，这一年他收入了20多万元人民币。由此可以看到，梁家河的老百姓，通过他们的勤劳和努力，正一步一步地富裕起来。其实洪兴大飞哥，让人民过上好生活，也正是近平工作和奋斗的目标。
到梁家河以后，在生活或劳动中与老乡接触，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当时农村的落后与老乡生活的艰苦，对他们很同情，激发出为他们做实事的志愿。现在，我们在电视里经常看到，近平下乡调研，很重视去那些贫困地区体察民情，比如西南、西北、井冈山等老少边穷地区。他对这些地方普通群众的生活很熟悉，到老百姓家里去走访的时候，言谈举止很自然，掀开锅盖看看锅里有什么，嘘寒问暖，与人民群众谈话都能说到要害处，说到点子上，也能了解到实际情况。如果下乡是去走过场，说话很有“套路”，也就看不到真实的感情流露。在电视上每每看到已经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近平，依然对困难群众自然而然地流露真情，我就有很多感慨，知道这种真情来自于他当年在梁家河上山下乡的经历，来自于他从知青时代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对人民群众的深情。
采访组：习近平成为梁家河村支书以后，都给村里做了哪些实事？
雷平生：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他真正发自内心地想要带领村民改变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写过信，希望他们在粮种、菜种方面给予一些帮助张浩源。农科院的人还真不错，给寄来一大包蔬菜种子，有西红柿、黄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种子后，专门拨出一块地来试验种植。那些菜产量还可以，村里人分过几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见证了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陕北地区，川面上的水浇地田，一般情况下产量都比较高，打的粮食质量也比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够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陕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来，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水源。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经过调查，知道前队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眼，曾经往外渗水，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还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来。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找到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时候刚当村支书不久，他把整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用了。办沼气的事情，我也比较了解。近平当时是到四川遂宁县学习沼气技术，还请一位技术员到梁家河来帮忙。这位技术员是泥瓦匠出身，怎么调水泥，怎么防砂眼，怎么防漏气，沼气池用什么样的规格，外面的石板怎么箍，他都很在行。但是，这个师傅干了一段时间，在陕北各方面都很不习惯，就想回四川老家。他前后经过了几次思想动摇，就是想回家去。近平反复给他做工作，解决思想上的负担，并妥善安排他的生活。这位技术员最终没有半途而废，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才回去。
采访组：在插队这七年中，习近平为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系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您认为他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原因是什么？
雷平生：在农村的这七年，是近平人生道路中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对他的整个成长、成熟、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平能够走好人生的第一步、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军婚毒爱，他这七年努力拼搏，自强不息，刻苦磨炼，这是他成长的重要内因；另一方面，外部因素也很重要。展开来讲，我认为，他的成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条，是近平在下乡期间一直坚持劳动，坚持自我磨炼，坚持学习。我和他在梁家河一起六年，目睹了他在各个方面的不懈努力，自强不息，见证了他扎根农村的整个过程。
第二条，是党组织的培养。从梁家河大队，文安驿公社直到延川县，各级党组织对近平的关心爱护，是他成长的重要基础。这包括前面我讲过的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等人对他的关心、爱护、培养，对他的激励和帮助。
第三条，是陕北老乡的关怀教育。近平自己也曾经讲过，他在最困难的时候，陕北老乡收留了他，养育了他，教育了他。群众对近平的关爱，使他对农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
第四条粉爱粉爱你，是家庭与环境的影响。习老和齐心阿姨对近平的言传身教、不懈督促，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
近平成长过程中，家风的影响潜移默化，十分深刻。在1972年他的家庭最困难的时候，近平的姥姥去世。在他们全家沉痛参加完老人追悼会后，我在新街口他们家中看到了心情沉痛的齐心阿姨、桥桥大姐与近平。桥桥大姐见到我后，向我介绍了追悼会的情况，还充满激情地为我背诵了表哥魏北陵为老人写的悼词：“在抗日烽火燃烧的关头，老人带领全家，毅然走上太行，投奔革命，参加八路军”，慷慨激昂溢于言表。在这样充满追求进步的豪情、充满正能量的家庭中，近平所受的熏陶，对他成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还应当提到近平在八一学校读书时的两位老师：陈秋影与齐荣先。这两位老师都先后担任近平初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近平在窑洞里也几次讲给我听过，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她们都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嘱咐近平：要相信党，要守纪律，不要对老师做不恰当的事。这些提醒与告诫，在当时十分难得可贵。
排版/廖秋婷 总编/石巧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