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上城】南宋政权为何放弃建康，选择在临安建都？-上城旅游发布
【拾遗上城】南宋政权为何放弃建康，选择在临安建都？-上城旅游发布
“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这是1944年玄苑吧，出自徐悲鸿先生的一幅自题联。塞上的壮美与江南的秀美，被视为中国美学的两种风格。作为江南名片之一的杭州，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人间天堂”，也曾是南宋首都临安。然而，南宋政权定都临安以后，基本满足于偏安一隅，再也未能恢复靖康之难丢掉的中原领土。那么南迁的宋朝为何选择临安作为都城？这一决定又对杭州的历史地位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不起眼的江南县城
杭州建城之前的江南，北为吴、南为越，那是属于苏州与绍兴的时代。当杭州还没有县城的时候，苏州之地已经是吴国王都、绍兴一带已经是越国中心。那正是吴越争霸的岁月，但与杭州无关。
吴越同根同源，春秋时期，双方争霸江南，前期吴占上风，后期越占鳌头——越灭吴后，一路北上，进入齐鲁，争霸中原，并定都琅琊。后，越为楚国所灭，其故地一度称为“东楚”。
杭州地区出现县城，要到秦统一六国之后，在会稽郡设钱唐县（是唐，而不是塘，钱塘是隋唐时期改名的）。
在动荡的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杭州仍是“县城级别”的钱唐县。杭州古城有个武林门，一本记述南宋临安城市地理的著作就叫《武林旧事》——武林，这个霸气的名字，是古杭州的代称之一。
西汉时，江、湖淤积，江岸南移，江湖之间，终于有了一片相对开阔的陆地。“武林山”下的钱唐诺斯费拉图，开始成为会稽郡辖区的一处军事要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六朝南京秦淮河金粉满地时，钱塘江与西湖，还几乎是待开发状态。
潮水翻涌的钱塘江，是吴、越过渡地带的天险，尽管两地的界限并非那么泾渭分明。钱塘江畔的钱唐县，早期属会稽（治绍兴）管辖，东汉则被划入了吴郡（治苏州）。也就是说，当时的杭州先被绍兴的会稽郡管着，后又被苏州的吴郡管着。“分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郦道元《水经注·浙江水》）兽拳战队。先属越地郡，又属吴地郡——杭州，以吴而言，是南部边缘，以越而言，是北部边缘。
总之，吴越结合部的杭州这时候不太重要，划给哪一方，都是身不由己。运河凿通，华丽转身
隋唐时代，钱塘江流域的开发，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
据《乾道临安志》卷一《城社》引《九域志》记载，“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县升级为州，后又升级为郡——隋代杭州城，终于拓展到今杭州市区。到隋炀帝，大运河又让杭州华丽转身，直通东都洛阳——交通动脉直接拉动了经济升级：“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隋书·地理志》）。
县—州—郡，隋朝短短几十年，杭州完成了两级跳。唐袭隋制，杭州继续蜕变升级。唐朝，杭州迎来了一位赫赫有名的父母官——白居易。
公元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唐都长安发布一条任免通知：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刺史为唐朝州官，相当于“杭州市市长”。这个时候，坚固的海塘挡住了滚滚江潮；沉淀的陆地圈出了一汪湖水——江湖之间，安放着江南新崛起的杭州城。钱塘江畔，等待诗人吟咏的，一面是温柔的西子湖；一面是翻滚的钱塘江。
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地区为吴越政权统治。
吴越三代五主，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始终未称帝，其政权可被视为“江南吴越自治区”。第一代吴越王钱镠，在其他各国纷纷热衷战争的情况下，他以保境安民为国策，让动荡中的江南和杭州，又一次华丽转身。
面对肆虐的潮灾，他发起修建钱塘江捍海石塘，让周边变成了富饶之地，“钱塘富庶盛于东南”（《旧五代史·钱镠传》）。
吴越国，奠定了江南文化地理的范围，其统辖区域，基本等于今苏南、浙江，及安徽部分区域，大致就是“吴语方言区”，也就是文化语境中的“江南”。
吴越王朝将保境安民国策执行了70多年，将这富饶的江南，以和平的方式移交给了北宋政权，没有经历战火的杭州，继续着自己的上升势头。
北宋时，杭州城市面积首次超过昔日的六朝故地江宁（南京）、吴地中心平江（苏州），成为江南最大的城市。等到南宋建都临安（杭州），江南中心，又变成了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北宋末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侵扰，北方饱受战火荼毒。北宋朝廷无法维持边境的稳定，大量北方人开始陆续南迁。靖康之难后，北宋的突然崩溃加速了这一过程，南宋高宗赵构南下潘塔尼，定临安（杭州）为行在（临时首都），杭州作为首都登上了历史舞台。南宋定都的曲折过程
早在建炎元年，宋高宗赵构刚刚建立南宋，金军随时都会南下追击，高宗朝廷就有激烈的“驻跸地”之争——皇帝及南宋政府应该停留在什么地方。
当时主要的意见有三种：
1、开封留守宗泽主张立即北上抗金，报家国之仇，因此应该定都北宋故都开封；
2、赵构大元帅府时期的亲信黄潜善、汪伯彦则主张巡幸东南，前往扬州一带，躲避金军的追击；
3、宰相李纲主张采取折中方案，驻跸襄阳（今属湖北）、邓州（今属河南南阳）之间，暂时回避与金军对抗，但要严守荆襄一带的战略要地，日后再图反攻。
宗泽当时远在开封，他的意见在高宗朝廷毫无影响力拉娜德雷，也被认为不切实际。他曾经上疏二十多次要求高宗“还京”，执政黄潜善、汪伯彦笑他狂妄。李纲在与黄、汪集团的政治斗争中败落，只当了两个多月宰相长官矜持一点，八月便遭到罢免。随后黄、汪二人专权，定下了前往扬州躲避的方案，十月，高宗便坐船南渡，沿着运河由泗州、楚州而下，最后到达了扬州，以为能保万全，做起了一年多的扬州好梦。
然而建炎三年（1129）初，金兵大举南侵，南宋朝廷毫无防备，二月，金兵一举就攻下了扬州。听闻军警时高宗正在宫中行乐，因惊吓过度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高宗赶忙乘小船南渡长江刃牙吧，逃到了镇江（今属江苏镇江），又怕镇江还不安全，长江天堑也不足以抵挡金兵，认为“钱塘有重江之阻”，于是迫不及待地逃到了临安——这是南宋朝廷第一次驻跸杭州。
三月，临安发生了“苗刘之变”，禁卫军将领苗傅、刘正彦因对宰执王渊及宦官康履、蓝珪等人不满，发动兵变，逼迫赵构退位，传位于三岁的幼子。不过苗、刘二人没有太多进一步行动，江东制置使吕颐浩与礼部侍郎张浚闻讯后，立即联络武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前往杭州勤王，平定了叛乱，四月高宗赵构复位。
临安的高宗朝廷又一次开始讨论定都计划。由于金兵入侵一般都在秋天弓劲马肥的时节，因此宋朝相应的防卫计划成为“防秋”，此次防秋的重点就是高宗的驻跸地问题。
有鉴于黄潜善、汪伯彦“巡幸东南”方案的惨痛教训，高宗声称要积极建构长江防线，准备恢复中原。这一次驻跸地讨论也分为三种主要意见：
1、以张浚、马扩为首倡，提议要驻跸武昌（今属湖北），若军情紧急可以退居巴蜀，长久来看也便于经营中原。宰相吕颐浩、武将张俊、辛企宗都支持这一计划；
2、以武将韩世忠为代表，主张就留在建康迎战金兵，因为一旦前往武昌郑钟民，就意味着放弃了东南地区；
3、以江南士大夫为代表，主张前往吴越、浙东，也就是南渡避敌。
高宗首先考虑的是宰辅吕颐浩、张浚共同主张的武昌方案，并于五月前往建康，筹备下一步的武昌之行。然而此议遭到了江南士大夫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武昌漕运难继，必定粮饷不足；一旦南宋朝廷离开江南，江北的流寇必然会骚扰江南，当地难以抵御；最重要的是湖北的地理位置不利于防守，即便退守四川，也支持不了多久。
于是高宗声称自己要选择建康方案，下诏称“朕欲定居建康，不复移跸”，征询群臣的意见。不过高宗此说恐怕只是为了标举恢复大义，不见得真想长期留在建康，随后朝臣的意见也是前往吴越避让占上风总裁的前妻。
此时在建康与吴越之间抉择，也就是在“防淮”与“渡江”两个方案间抉择——前者意味着守卫淮甸，准备日后北伐中原，后者则意味着放弃中原，以保住江南政权为先。
御史中丞张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分析：“若为中原计，而幸敌不至，则用防淮之策；若为宗社计，而出于万全，则用过江之策。”
一语道破了驻跸地之争的关键所在：留守南京还是前往江浙，就看是以中原领土为重，还是以赵宋王朝宗庙为重。
最后朝廷采纳了吴越方案。实务派的宰相吕颐浩提出：“且战且避，但奉陛下于万全之地。”
事实表明这个悲观的判断是正确的，建康未能抵挡住金兵的攻势。同年十一月，金兵果然南侵，驻守建康的宰相杜充竟直接投降了金军，这也意味着防淮策的彻底破灭。
高宗得知后，郁闷得几天吃不下饭。随后金军一路南下，由临安、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一线追捕高宗。十二月，高宗不得不由明州定海县逃往海上，逃到了现在的舟山群岛，然后再航海到台州、温州一带，采取“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的策略，真的是吕颐浩所说的“且战且避”方案。由于骑兵不善于水战，加上不适应江南气候，次年（1130）二月，金兵果然撤退北还，建炎三、四年间的吴越保住了脆弱的初生南宋政权，也为南宋政权的长期驻守江南定下了基调。
金军撤退后，高宗朝廷回到了越州，决定于次年（1131）改元绍兴，并将越州升格为绍兴府。绍兴二年（1132）正月，因为漕运的原因，高宗下诏“移跸临安”，开始精心建设临安府。
但南宋并未就此定都临安。绍兴年间仍有几次是否要改都建康的严肃考虑，甚至差一点就成真了。
一是绍兴四年（1134）秋，金扶持的傀儡政权刘齐与金军联合南下，南宋朝廷虽然十分畏惧金军，但对击退刘齐有一定的信心，十月下令移跸建康。不过出于安全上的顾虑，高宗并未真正前往建康巅峰权贵，一直在平江（今苏州）观望，次年又以平江和建康的官府都没有建造好为由，返回了临安。
因此次南侵事件起用的张浚一向积极主张抗金，绍兴六年（1136）秋，有消息说刘齐将再次南犯，张浚再次敦请高宗前往建康。于是高宗下诏亲征，再一次前往平江观望，直到次年初，因捷报频传，高宗终于下决心前往建康。四月，在建康建太庙，而将临安的太庙降格为圣祖殿——这一象征意义极强的举动体现了高宗朝廷确实有建都建康的意图。
然而同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廷的“淮西兵变”。张浚这次北伐计划本就没有得到四大将的全力支持，当时四大将之间互有矛盾，对北伐形势的判断也不尽相同，除了韩世忠表示配合外，岳飞明确反对，认为此时时机不成熟，而刘光世与张俊则消极抵制。张浚与赵鼎的居中协调也没有奏效，于是张浚打算罢免刘光世来杀鸡儆猴。结果刘光世的部下郦琼不自安，率领全军渡过淮河，数万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士投降了刘豫，这给南宋的两淮防线造成了巨大打击。
由此，建康路线宣告破产。十月，高宗返回临安。宰相赵鼎提醒高宗，这样一来举国上下会认为我们不想恢复中原了。高宗则表示，张浚的数年经营没有为宋朝赢得任何领土，反而劳民伤财。从此，吴必胜高宗放弃了积极抗金的策略，起用秦桧专意和议，同时也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
应该说，南宋选择了临安有必然的因素，例如江南有利的防卫条件、丰富的物资与便捷的漕运、南宋朝廷中江南士大夫的得势等等，但也有诸多历史的偶然，金军入侵的时机、文武朝臣的斗争乃至高宗的性格，使杭州开始了百年的京师繁华。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大地理馆、地球知识局
编辑：颜思远 刘佳 同人国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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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眼的江南县城
杭州建城之前的江南，北为吴、南为越，那是属于苏州与绍兴的时代。当杭州还没有县城的时候，苏州之地已经是吴国王都、绍兴一带已经是越国中心。那正是吴越争霸的岁月，但与杭州无关。
吴越同根同源，春秋时期，双方争霸江南，前期吴占上风，后期越占鳌头——越灭吴后，一路北上，进入齐鲁，争霸中原，并定都琅琊。后，越为楚国所灭，其故地一度称为“东楚”。
杭州地区出现县城，要到秦统一六国之后，在会稽郡设钱唐县（是唐，而不是塘，钱塘是隋唐时期改名的）。
在动荡的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杭州仍是“县城级别”的钱唐县。杭州古城有个武林门，一本记述南宋临安城市地理的著作就叫《武林旧事》——武林，这个霸气的名字，是古杭州的代称之一。
西汉时，江、湖淤积，江岸南移，江湖之间，终于有了一片相对开阔的陆地。“武林山”下的钱唐诺斯费拉图，开始成为会稽郡辖区的一处军事要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六朝南京秦淮河金粉满地时，钱塘江与西湖，还几乎是待开发状态。
潮水翻涌的钱塘江，是吴、越过渡地带的天险，尽管两地的界限并非那么泾渭分明。钱塘江畔的钱唐县，早期属会稽（治绍兴）管辖，东汉则被划入了吴郡（治苏州）。也就是说，当时的杭州先被绍兴的会稽郡管着，后又被苏州的吴郡管着。“分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郦道元《水经注·浙江水》）兽拳战队。先属越地郡，又属吴地郡——杭州，以吴而言，是南部边缘，以越而言，是北部边缘。
总之，吴越结合部的杭州这时候不太重要，划给哪一方，都是身不由己。运河凿通，华丽转身
隋唐时代，钱塘江流域的开发，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
据《乾道临安志》卷一《城社》引《九域志》记载，“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县升级为州，后又升级为郡——隋代杭州城，终于拓展到今杭州市区。到隋炀帝，大运河又让杭州华丽转身，直通东都洛阳——交通动脉直接拉动了经济升级：“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隋书·地理志》）。
县—州—郡，隋朝短短几十年，杭州完成了两级跳。唐袭隋制，杭州继续蜕变升级。唐朝，杭州迎来了一位赫赫有名的父母官——白居易。
公元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唐都长安发布一条任免通知：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刺史为唐朝州官，相当于“杭州市市长”。这个时候，坚固的海塘挡住了滚滚江潮；沉淀的陆地圈出了一汪湖水——江湖之间，安放着江南新崛起的杭州城。钱塘江畔，等待诗人吟咏的，一面是温柔的西子湖；一面是翻滚的钱塘江。
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地区为吴越政权统治。
吴越三代五主，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始终未称帝，其政权可被视为“江南吴越自治区”。第一代吴越王钱镠，在其他各国纷纷热衷战争的情况下，他以保境安民为国策，让动荡中的江南和杭州，又一次华丽转身。
面对肆虐的潮灾，他发起修建钱塘江捍海石塘，让周边变成了富饶之地，“钱塘富庶盛于东南”（《旧五代史·钱镠传》）。
吴越国，奠定了江南文化地理的范围，其统辖区域，基本等于今苏南、浙江，及安徽部分区域，大致就是“吴语方言区”，也就是文化语境中的“江南”。
吴越王朝将保境安民国策执行了70多年，将这富饶的江南，以和平的方式移交给了北宋政权，没有经历战火的杭州，继续着自己的上升势头。
北宋时，杭州城市面积首次超过昔日的六朝故地江宁（南京）、吴地中心平江（苏州），成为江南最大的城市。等到南宋建都临安（杭州），江南中心，又变成了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北宋末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侵扰，北方饱受战火荼毒。北宋朝廷无法维持边境的稳定，大量北方人开始陆续南迁。靖康之难后，北宋的突然崩溃加速了这一过程，南宋高宗赵构南下潘塔尼，定临安（杭州）为行在（临时首都），杭州作为首都登上了历史舞台。南宋定都的曲折过程
早在建炎元年，宋高宗赵构刚刚建立南宋，金军随时都会南下追击，高宗朝廷就有激烈的“驻跸地”之争——皇帝及南宋政府应该停留在什么地方。
当时主要的意见有三种：
1、开封留守宗泽主张立即北上抗金，报家国之仇，因此应该定都北宋故都开封；
2、赵构大元帅府时期的亲信黄潜善、汪伯彦则主张巡幸东南，前往扬州一带，躲避金军的追击；
3、宰相李纲主张采取折中方案，驻跸襄阳（今属湖北）、邓州（今属河南南阳）之间，暂时回避与金军对抗，但要严守荆襄一带的战略要地，日后再图反攻。
宗泽当时远在开封，他的意见在高宗朝廷毫无影响力拉娜德雷，也被认为不切实际。他曾经上疏二十多次要求高宗“还京”，执政黄潜善、汪伯彦笑他狂妄。李纲在与黄、汪集团的政治斗争中败落，只当了两个多月宰相长官矜持一点，八月便遭到罢免。随后黄、汪二人专权，定下了前往扬州躲避的方案，十月，高宗便坐船南渡，沿着运河由泗州、楚州而下，最后到达了扬州，以为能保万全，做起了一年多的扬州好梦。
然而建炎三年（1129）初，金兵大举南侵，南宋朝廷毫无防备，二月，金兵一举就攻下了扬州。听闻军警时高宗正在宫中行乐，因惊吓过度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高宗赶忙乘小船南渡长江刃牙吧，逃到了镇江（今属江苏镇江），又怕镇江还不安全，长江天堑也不足以抵挡金兵，认为“钱塘有重江之阻”，于是迫不及待地逃到了临安——这是南宋朝廷第一次驻跸杭州。
三月，临安发生了“苗刘之变”，禁卫军将领苗傅、刘正彦因对宰执王渊及宦官康履、蓝珪等人不满，发动兵变，逼迫赵构退位，传位于三岁的幼子。不过苗、刘二人没有太多进一步行动，江东制置使吕颐浩与礼部侍郎张浚闻讯后，立即联络武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前往杭州勤王，平定了叛乱，四月高宗赵构复位。
临安的高宗朝廷又一次开始讨论定都计划。由于金兵入侵一般都在秋天弓劲马肥的时节，因此宋朝相应的防卫计划成为“防秋”，此次防秋的重点就是高宗的驻跸地问题。
有鉴于黄潜善、汪伯彦“巡幸东南”方案的惨痛教训，高宗声称要积极建构长江防线，准备恢复中原。这一次驻跸地讨论也分为三种主要意见：
1、以张浚、马扩为首倡，提议要驻跸武昌（今属湖北），若军情紧急可以退居巴蜀，长久来看也便于经营中原。宰相吕颐浩、武将张俊、辛企宗都支持这一计划；
2、以武将韩世忠为代表，主张就留在建康迎战金兵，因为一旦前往武昌郑钟民，就意味着放弃了东南地区；
3、以江南士大夫为代表，主张前往吴越、浙东，也就是南渡避敌。
高宗首先考虑的是宰辅吕颐浩、张浚共同主张的武昌方案，并于五月前往建康，筹备下一步的武昌之行。然而此议遭到了江南士大夫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武昌漕运难继，必定粮饷不足；一旦南宋朝廷离开江南，江北的流寇必然会骚扰江南，当地难以抵御；最重要的是湖北的地理位置不利于防守，即便退守四川，也支持不了多久。
于是高宗声称自己要选择建康方案，下诏称“朕欲定居建康，不复移跸”，征询群臣的意见。不过高宗此说恐怕只是为了标举恢复大义，不见得真想长期留在建康，随后朝臣的意见也是前往吴越避让占上风总裁的前妻。
此时在建康与吴越之间抉择，也就是在“防淮”与“渡江”两个方案间抉择——前者意味着守卫淮甸，准备日后北伐中原，后者则意味着放弃中原，以保住江南政权为先。
御史中丞张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分析：“若为中原计，而幸敌不至，则用防淮之策；若为宗社计，而出于万全，则用过江之策。”
一语道破了驻跸地之争的关键所在：留守南京还是前往江浙，就看是以中原领土为重，还是以赵宋王朝宗庙为重。
最后朝廷采纳了吴越方案。实务派的宰相吕颐浩提出：“且战且避，但奉陛下于万全之地。”
事实表明这个悲观的判断是正确的，建康未能抵挡住金兵的攻势。同年十一月，金兵果然南侵，驻守建康的宰相杜充竟直接投降了金军，这也意味着防淮策的彻底破灭。
高宗得知后，郁闷得几天吃不下饭。随后金军一路南下，由临安、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一线追捕高宗。十二月，高宗不得不由明州定海县逃往海上，逃到了现在的舟山群岛，然后再航海到台州、温州一带，采取“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的策略，真的是吕颐浩所说的“且战且避”方案。由于骑兵不善于水战，加上不适应江南气候，次年（1130）二月，金兵果然撤退北还，建炎三、四年间的吴越保住了脆弱的初生南宋政权，也为南宋政权的长期驻守江南定下了基调。
金军撤退后，高宗朝廷回到了越州，决定于次年（1131）改元绍兴，并将越州升格为绍兴府。绍兴二年（1132）正月，因为漕运的原因，高宗下诏“移跸临安”，开始精心建设临安府。
但南宋并未就此定都临安。绍兴年间仍有几次是否要改都建康的严肃考虑，甚至差一点就成真了。
一是绍兴四年（1134）秋，金扶持的傀儡政权刘齐与金军联合南下，南宋朝廷虽然十分畏惧金军，但对击退刘齐有一定的信心，十月下令移跸建康。不过出于安全上的顾虑，高宗并未真正前往建康巅峰权贵，一直在平江（今苏州）观望，次年又以平江和建康的官府都没有建造好为由，返回了临安。
因此次南侵事件起用的张浚一向积极主张抗金，绍兴六年（1136）秋，有消息说刘齐将再次南犯，张浚再次敦请高宗前往建康。于是高宗下诏亲征，再一次前往平江观望，直到次年初，因捷报频传，高宗终于下决心前往建康。四月，在建康建太庙，而将临安的太庙降格为圣祖殿——这一象征意义极强的举动体现了高宗朝廷确实有建都建康的意图。
然而同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廷的“淮西兵变”。张浚这次北伐计划本就没有得到四大将的全力支持，当时四大将之间互有矛盾，对北伐形势的判断也不尽相同，除了韩世忠表示配合外，岳飞明确反对，认为此时时机不成熟，而刘光世与张俊则消极抵制。张浚与赵鼎的居中协调也没有奏效，于是张浚打算罢免刘光世来杀鸡儆猴。结果刘光世的部下郦琼不自安，率领全军渡过淮河，数万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士投降了刘豫，这给南宋的两淮防线造成了巨大打击。
由此，建康路线宣告破产。十月，高宗返回临安。宰相赵鼎提醒高宗，这样一来举国上下会认为我们不想恢复中原了。高宗则表示，张浚的数年经营没有为宋朝赢得任何领土，反而劳民伤财。从此，吴必胜高宗放弃了积极抗金的策略，起用秦桧专意和议，同时也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
应该说，南宋选择了临安有必然的因素，例如江南有利的防卫条件、丰富的物资与便捷的漕运、南宋朝廷中江南士大夫的得势等等，但也有诸多历史的偶然，金军入侵的时机、文武朝臣的斗争乃至高宗的性格，使杭州开始了百年的京师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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