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穗散文】太爷--大秦-拾穗cor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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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爷
文/大秦
“大铜锣！大铜锣！大铜锣！……”
公元一九九三年,农历癸酉十月初八日拂晓,我在睡梦中突然被这急促的叫门声惊醒,赶忙顺手拉着电灯,听声音好象是夹道大伯在叫。我一边应声一边穿衣服，但大伯他耳朵有点背,没有听到我的答应声,仍旧急促地边敲门边叫喊着。情急之中我提着裤子，光着膀子跳下炕去，打开门栓拉开大门。大伯一看开门的是我，便急不可待地说：“你太爷藏（现在）看上去不中用了！我当了你走了学校了没得。老衣我都给穿上了，藏就还有小帽在牛（你们）炕櫃里头哩，快点寻着拿（应读hà）上过！”
我一听说太爷就要过世啦，心里非常难受。昨天晚上他还吃了半碗扁食，怎么这么快就要过世哩！我打开炕櫃，翻找出太爷的寿衣帽子——一顶满清式瓜皮硬壳小帽，急忙赶到太爷家。见太爷身穿绿面红里的长棉袍，仰躺在上边炕上，呼吸微弱。我刚叫了一声“太爷”，被大伯厉声制止。他不准大声呼叫，也不准放声哭泣。并反复强调，老人过世时，儿女孙子、亲戚朋友千万不能大声叫喊痛哭，否则就“操”住了。这样便既不能马上过世，也不会有好转的希望，不来不去的，使老人非常痛苦。为了减轻痛苦，就应当保持环境安静，让老人安祥地离开人世，这才算是孝顺的子孙。
我坐在炕棱边上无声地抽泣着，泪水滴在衣服上已打湿了一大片。太爷总是那样安祥地仰躺着，不痛不痒，不吭一声，呼吸微弱。这时天已大亮，屋子里只有大伯和我，还有太太（天水方言称曾祖母为太太）呆呆地坐在炕后边。我脑子里时而一片空白，时而往事历历在目，……。
太爷于公元一九零六年农历丙午七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北村一户贫苦农家，自幼受尽磨难。为了生存，曾举家逃荒到定西打工，有一个妹妹使留在那里至今下落不明。民国十七年，即公元一九二八年，天水大旱，庄稼可粒未收。次年春，饿殍遍野，瘟疫流行，十室九空，大多数村庄死亡人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太爷家也未能幸免，其父、母、妻、弟四口人全被瘟疫饥饿这两大恶魔夺去了性命。当时无人殡埋，太爷一个人把四位亲人先后用榆树枝条裹扎，背负肩扛，葬埋坟茔。
民国十九年，即公元一九三零年冬，历时八年，波及天水、礼县、武山、漳县、西和等县数十个乡镇的农民起义组织——“扇子会”在我们村成立。太爷的姐夫就是“扇子会”的首领“大老师”。太爷在老家无依无靠，便投靠姐夫参加了“扇子会”。张家窑墚战斗中，“扇子会”失败，“大老师”被回民队伍杀死，其弟“二老师”继续统领“扇子令”活动，直至一九三七年秋病逝。“二老师”病危时，将他家老少七八口人托付给太爷照管抚养。在“扇子会”活动的八年及其“二老师”去世后的十三年当中，太爷一直在姐夫家扶老携幼，出力流汗，早出晚归，含辛茹若地养活着他们一家，前后总共二十一年整，将几个年幼的外甥拉扯成人，男婚女嫁，各自成家立业。特别是“扇子会”虎头山失守逃难时，半夜三更，几个外甥，太爷背上背得小的，手里拖得大的，还要照顾裹着小脚走路困难的姐姐等人。枪林弹雨睿丁英语，刀光剑影，喊杀声震天响，痛哭声遍地来。太爷硬是冒死将姐姐外甥等人转移到南堡子躲藏起来。平日里一听说“回回”来了，太爷便立即将两个最小的外甥放到一货郎箱内，背上箱子，扛上行李，领上他们全家东逃西躲。紧急时一口气要跑几十里山路，钻树林，住山沟，饿肚子，并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太爷从来无怨无悔，总是竭尽全力，宁肯自己饿死累死，也不让外甥一家吃苦受罪。
太太也是一个命苦人。她出生于公元一九一五年农历乙卯四月初一日。为了活命，不到七岁父母便将她卖给别人家当童养媳。公婆是个心狠手辣残忍无比的虐待狂。太太长期遭受公婆打骂，身上的伤疤青红绿蓝，一块挨一块。并且还要饿着肚子给人家干活，小小年纪，洗衣做饭，出灰填炕，揣屎倒尿，脏活累活全是她一人承包。三九寒天，漫漫长夜，稍有不周，公婆使不要她上炕睡觉。她只好背靠在灶火门或炕眼门上倦屈着身子等待天明。有几回被冻得昏死过去，幸亏大嫂人好心肠软，才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太太虚岁十五那年，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丈夫逃回家来和她结了婚。丈夫对她还是比较疼爱的。但婚后不到三年，丈夫染上瘟疫一命归天，狠心的公婆欲将她高价卖掉。当时“扇子会”人多势众，“二老师”见嫂弟弧身一人，便托人撮合，成全了太爷和太太的婚事。正因为这样，太爷和太太便在我们村真正落户了。村里人不管亲疏远近，按辈分高低，有的叫舅舅妗子，有的叫舅爷舅婆，辈分再低一些的人，不管长幼，一律叫舅太爷舅太太。我因为关系特殊，使亲切地直接叫太爷太太，省略了前面的“舅”字。
我祖父去世早，祖母和父亲他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家里只有两间半破草房，垧半薄山地。祖母经常给村里大户人家帮工干临活，父亲七岁时就给人家放羊，十二岁便开始扛长工。在村里，我家是大房人，太爷的外甥家是二房人，只是同姓，不是亲房，所以我们家和太爷家连远房亲戚的边也沾不上。太爷太太一无所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太爷当时长年住在他姐姐家拉扯外甥，太太一个人借住在我家隔壁一孔窑洞里。我们两家是一墙之隔的最近的邻居，两家人的共同特点是一个“穷”字。因此，祖母和太太相处得很好，经常相互帮助，相互照应。我祖母是缠下的小脚，走路相当困难，太太是裹了脚后又放开的半脚子，走路较轻快；祖母跪在坡上扫树叶的本领特别大，但太太她扫不拢。因此二人扬长避短，祖母专门负责扫，太太领看年幼的我父亲专门往回家背。十天半月后，两家的“填坑的”都堆得跟小山一样，冬天填炕取暖的问题就都全解决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天水解放，五一年冬进行土地改革，我家和太爷家都分到了土地，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太爷的外甥们也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他也回到了太太身边，和太太一块生活。老两口仍借住在我家隔壁的窑洞里，吃穿不愁了，但年届五十，膝下仍无一男半女。于是，太爷领来了自家的小堂侄子做为继子，老两口视若掌上明珠，非常疼爱，甚至有点娇生惯养，小小年纪便订下了一门娃娃亲徐华凤。侄子过继后不长时间，不知什么原因，就是不愿在太爷家生活，无论怎样劝说也劝说不住，人家还是回他们老家去了。由于太爷太太无儿无女，所以特别喜欢孩子，村上不管谁家的娃娃，他俩见到后都要抱一抱，亲一亲。我小时候瞌睡非常多，大人说我乖的特别，甚至乖的有点傻。一岁半时正值正月，每晚都有秧歌，母亲便将我寄放在太爷家去看秧歌。我每晚一声不吭，一觉便能睡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母亲看完秧歌来接时，我睡得正香，摇也摇不醒，索性便将我留在太爷家不往回家抱了。第二天睡醒后，太爷就给我喂饭喝汤，肚子吃饱后，家里也不想回去了。久而久之，我便经常住在太爷家。饭在两家都吃，那边的饭做得好，做得早便在那边吃。太爷太太把我当自己的亲生儿孙一样看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认为太爷太太就是我最亲最敬的亲人。
一九五五年冬，天水全市实现农业合作化，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太爷从这时开始，到一九七九年实行土地下放，承包到户为止，二十多年中一直为社队集体放羊。我在太爷家住了整整二十年，直到结婚后才回到自己家里居住。大跃进的年代里，人民生活相当困苦，公共食堂对社员实行“二四六八两”的口粮供应制度，即强壮劳力，每人每天八两粮，妇女、学生、婴幼儿每人每天分别为六两、四两、二两粮。当时没有任何油料副食，全靠野菜填充肚皮。就连这种最低标准，在五九年底六零年初便停止供给，人们只好靠吃树皮、草根、桔杆勉强维持生命。有些家庭，亲生父子之间，多年恩爱夫妻之间，也各吃各的口粮，各顾各的肚子，互不相让。但太爷从食堂打回来他的一份口粮（大燕麦、黄豆、玉米、麸皮、树叶、秸杆等混合后做成的熟面二两）后，未拌酸菜前先用手指抓一小撮——只能是一小撮——净面熟面放到我嘴里让我解解馋，然后才拌上几大疙瘩酸菜，自己带上去放羊。当时这一口净面熟面，比现在的一块金砖还要贵重千百万倍！
一九六二年，国家实行经济调整，给农民划拨了少量自留地，自己耕种补贴生活，人们的生存状况稍有好转。但我母亲为了我们和舅舅两家十几口人能够活命，劳累过度，严重营养不良，竟一病不起。当时我家经济拮据，没钱医治，她患病三年，不足三十岁便永远离开了我们。加之六五年的社教运动中，我父亲是“四不清”的村干部，被人污陷，家里的一切东西全都被没收了；紧接着祖母去世，家中确实是一贫如洗，无饭吃无衣穿，靠父亲讨饭要馍养活我们兄妹。整个六十年代前后的这十多年中，是我最困苦艰难的一段人生历程。在这段艰苦岁月里，太爷对我家的帮助是数不清道不完的，从吃、穿、烧、填、用，样样都资助。
我上小学期间，星期天，寒署假经常顶替太爷放羊，这时太爷必定要为我改善生活。特别是夏收大忙时间，我一边帮太爷放羊，一边拾麦穗。十点钟一过，天气变热，绵羊怕热，便把头相互抵到屁股底下挤到一块“打攒攒”。这时候草也再不吃了，用鞭子赶也赶不开，我们只好回家。回家后，由于太太给生产队割麦回来得迟，太爷便开始准备午饭。他把他拾来的麦穗（我拾来的太爷一定要我背回家去）放在地上，再脱下一只鞋，把手伸到鞋口里，用鞋底使劲揉搓，不一会便将几把麦穗挼净了；然后用簸箕一簸，去掉麦衣，净粮食一天多则能拾小半升，少则多半碗。太爷不顾疲劳，端上麦子就去手推磨房推磨，有时候我也帮着推。面推下来后紧接着就做饭。面多的一天，擀一锅面，酸菜调得较少；面少的一天，拌白面拌汤，酸菜调得较多；同时太爷还要积攒一点准备过冬度饥荒。总之，这几天我在太爷家的生活水平比平时在我家有很大的提高。
我上中学时住在学校里，家里无被子，只带了一片毛毡，和同学合伙二人盖着一片被子。后来同学提出散伙，各盖各的被褥。人家一片被加铺带盖完全可以，可我一片毛毡卷个筒人钻到里边四面透风，和衣而卧也冻得无法入睡。这样勉强凑合了五六个晚上，星期天回家向太爷一诉苦，太爷二话没说，立即应允，要我把他家唯一的一片被子带到学校去。三九寒天，太爷太太晚上两人只盖着一条破麻袋过冬。
人民公社化的二十多年中，太爷放羊，太太大多数时间在家，所以太爷家便成了我们村的临时托儿所，老两口成为全村人的义务保姆。谁家的孩子无人看管，大人便把孩子抱到太爷家，托太太照顾。太太每天义务照管的孩子少则一两个，多则三五个，农忙时几乎天天如此。太爷会打毛衣毛袜（那时候的人绝大多数不会织毛衣），放羊时、回家后，一有空便打一阵。村上一半以上的大人孩子都穿过太爷亲手编织的毛衣毛袜。村里不管穷富亲疏远近，几乎所有的娃娃都或多或少吃过太爷家的馍馍汤饭。那时候没有电视，农间时太爷家就又变成了村里的义务俱乐部，不管老人孩子还是青壮年人，不分男女都喜欢凑到太爷家暖热炕闲聊天。炕上地下都挤满着人，你来我往，成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太爷的小堂侄不愿在太爷家生活，回他们老家去后，族人把和太爷最亲的另外两个侄子叫到一块征求意见，看谁愿意过继过去；其中二侄子表示愿意过继，这样太爷就又把二侄子领来做为继子。太爷四处托人为继子张罗亲事，很快便和我家亲房家的一位姑娘定了亲。大跃进时期，继子去兰州当了工人，一九六一年春节期间回家探亲时，太爷便为继子成亲完婚。婚后初期小两口亲亲热热，关系很好。后来由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儿媳妇变心了。我父母不了解实情，以为是长期两地分居造成的夫妻不和，建议太爷的继子再别去当工人了，干脆回家务农，陪媳妇好好过日子。结果事与愿违，好心办了坏事。太爷的继子回家后不长时间，媳妇便离家出走，三年多杳无音讯，好多人四处寻找，总是无踪无影。后来经人撮合，继子和村上一位被丈夫抛弃的女人结合到一块，事后三五天，前妻便跑回来办理离婚手续。
一九六五年社教动动时，太爷的继子也属“四不清”村干部，经我们村里的贫下中农批判斗争、清退财物后，自己感觉到他是“外来户”，受人排挤，无法长期居住，于年底带着老婆（无孩子）回他们老庄上去了。北村老庄里有土改时给太爷分到的胜利果实——三间旧瓦房，继子夫妇就住在那里。他们走时把家里本来不多的几件家具和农具全部带去了，只给太爷留下了一口小钢锺锅，一口小酸菜缸，两个小木箱，两个粗白碗，同时动员太爷太太一起回老庄；但太爷太太感到在我们村住了几十年习惯了，不愿回去。这样，太爷家就又只有他们老俩口孤孤单单的过日子了。继子回老庄后，开始几年，每逢年节，夫妻俩你来我往，时不时过来看看二位老人；慢慢地来往越来越少，等太爷太太年事太高，丧失劳动能力，急需要有人照顾时，反而几乎断绝关系了。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父亲又重新担任生产队干部。我高中毕业后于一九七一年冬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月工资壹拾伍元整，在我们这样非常穷困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收入。从此，我家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七二年春，太爷住的窑洞裂开了一道很大的缝隙，有随时坍塌的危险。父亲做通了大队书记的工作，队里同意为太爷盖两间房子。于是，我利用星期天打了一垛土坯，父亲指派了几个人动土打墙，砍树备料，很快便盖起了一大间土木结构的简易房子。这样一来，太爷便告别了居住四十多年的破窑洞，住上了虽然不能说是宽敞明亮，但比快要坍塌的破窑洞安全牢靠的新房子。其实这新房子的窗户上没有窗扇，我找了些碎玻璃片裁划成小方块拼到一起用来遮风挡雨；门还是我家退槽了的两扇旧门扇；屋顶没有拣砖拾瓦，只是临时干撒了一些瓦片，一下雨便漏水。不管这房子怎样简陋，毕意是新盖的，我还专门撰写了一幅对联用红纸书写后贴在门框上。上联是“几十年辛苦勤劳一无所有”下联是“靠集体丰衣足食住上新屋”，横额是“晚年幸福”。
一九七九年秋，土地下放，实行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牲畜农具等变集体所有为个人所有。太爷放牧了二十多年的属于集体的一群绵羊，全部分给各家各户成为私有财产。至自，二十多年来风雨无阻、一心一意为集体的“老羊倌”正式下岗了。分地时太爷由于年老体弱无法耕种，没有承包责任田，只分到了三亩多口粮田，外加一亩自留地，总共四亩多土地。村里额外照顾，地又近又好，交通便利。太爷虽然七十多岁了，象收割除草这样的不太繁重的农活仍然自己能干，有些重活我抽空去做，太爷的外甥的几个儿子也经常帮一帮。太爷自种自吃，自给有余。衣帽鞋袜，新的我家给缝制，旧的我家给拆洗。我们穿过的旧衣服，太爷也不嫌弃，能穿戴的也就穿戴上了。我儿子天水一中上学时拣来了一双旧足球鞋，回来后发现都是左脚上的，因为学生踢球，右脚上的鞋容易破损。太爷不管左右，穿上把脚衬住就满足了。并高兴地说：“这鞋（应读haǐ）软软地穿上还好！鞋底上有疙瘩，又把滑不伴跤。”烟茶医疗等一切费用全由我承担，并且我每月或多或少再给太爷太太一些零用钱。其实二位老人吃穿不愁，除了吃药打针以外，平时基本不花钱。
八十年代后期，太爷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身体大不如原先硬朗，走路摇摇晃晃的离不开拐棍。有一次自己去泉里担水，弯腰打水时突然头一晕掉进水泉里，浑身湿透了，自己爬上来走回家，水也没担成。星期天我回家听说此事后，心里特别难爱。我提议把太爷老两口接到我家来住，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但家里父亲、继母、妻子都持反对意见。我常年住在学校离家又远，无法照顾；加之家里继母和妻子又经常闹矛盾，她们不同意，我强把太爷接到家里来，也只能引起更大的家庭纠纷。万般无奈，我只好用被子蒙着头睡了两天三夜。这一方面说明我无能，说服不了家里人；另一方面说明我无心！太爷能把六零年的净面熟面抓一小撮亲手放到我嘴里，我为什么不能把太爷接到家里来亲自奉养呢？
进入九十年代后，太爷、太太两位老人生活无法自理了，身边又没人照顾。村干部出面将太爷的外甥家三户，我和村里另一家受太爷恩惠最多的邻居共五户人召集到一块，责令我们轮流待候。每家照顾一月，循环轮转。我们五户中，有的户本来不愿意待候，但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执行村干部的命令。于是太爷太太变成了吃派饭的“工作组”。热一顿、冷一顿、迟一顿、早一顿、多一顿、少一顿，什么时候端着来就什么时候吃。不管是什么饭，爱吃不爱吃，端着来就得吃。
一九九三年初秋的一天下午，太爷拄着拐棍去拔胡麻，刚进地不长时间，便听到轰隆隆的打雷声。太爷知道要下暴雨了，赶忙拄着拐棍往回家走。距家门不到二百米时，大雨瓢泼，路滑难以行走，幸好碰到村里一位好心人将太爷搀扶着送到家里，但浑身上下被雨水淋透了。第二天太爷便病倒了。全身各处不疼不痒，就是觉得头晕神昏，疲乏无力，茶饭不思，只想喝凉水。我抚摸太爷的腹部，好象肠胃凝结到了一块，跟木板一样硬梆梆地失去弹性。请医生吃药打针，百方医治，并清阴阳先生安土攘解，但总不见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
国庆节假日的一天，天气晴朗暖和，我正在家里干活，忽然看见太爷拄着根木棍踉踉跄跄地走进来了。我问候了一声继续干活，呼喊女儿将太爷搀扶到炕上躺下。太爷躺了一会爬起来说要喝凉水，家里正好有瓶亲戚带来的橘子罐头，女儿急忙打开送给太爷解渴。太爷一口气将罐内糖水全部喝完，橘子却没有吃一瓣，然后又摇摇晃晃地回家去了。这是太爷一生中最后一次来我家，但我却忙于干活，连陪太爷坐一会，说几句知心话或搀扶太爷送他回家这该尽的义务也没有尽到！现在我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头就非常难受。有时候自己责问自己：“大铜锣，你是人吗？”我女儿当时回单位上班后，专门买了些水果罐头托人捎回家来送给了她老祖爷，算还尽了点孝心。
不过，太爷病重期间，我曾多次问他最想吃点啥，回答总是一句话：“藏啥都吃到了。再啥都不想了！”从七十年代初期，我家经济状况好转后，至九十年代中期这二十多年中，太爷太太虽然和我们家没有吃住在一起，但我家里不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甚至亲戚送来点什么礼物，总是要给二位老人或多或少分一份送过去。这一点全家老少都没有不同意见，并且二十多年中始终坚持，从未间断。大约是农历九月中下旬的一个星期日晚上，我去看望太爷，他仰躺在炕上和大伯、还有两位邻居闲聊，话题扯到走陕西赶麦场吃羊肉泡馍上。我赶忙问太爷想不想吃羊肉泡馍，他说：“能有半碗骟羊汤饯香饯香地我给喝上几口阿好！”我答应等逢集时去集上买点羊肉回来在家里给他熬汤喝。结果临近的集市上正好没有骟羊肉，于是我专门去城里买了一小块熟羊肉，拿回家切成很小很小的肉丁，分三顿给太爷熬汤喝。第一顿多半碗羊汤全喝完了，还泡了一点馍。喝完后太爷满意地说：“这骟羊汤真饯香，我给喝了个好！”第二顿半碗羊汤是全喝了，但没有泡馍。第三顿半碗羊汤也没有喝完，剩下了一点。我劝他全部喝完，太爷说有点反胃恶心，再不想喝了。
一九九三年农历十月份，轮到我家照顾太爷太太了。十月初七是星期六，天气很冷，下着大雪。我在家休息，白天在太爷家坐了半天和太爷闲聊。太爷虽然不能下坑独立行走，但还能自己坐起来，头脑清醒，反应敏捷。不过我发现，太爷这天喝水时手抖得非常厉害，自己拿不稳水杯，要别人帮着才能喝到嘴里。晚饭我家里包得扁食，妻子叫我先给太爷太太送过去，然后快点回来自己再吃。我说我先快速吃完后再给太爷太太送过去，因为太爷今天手抖得厉害，恐怕自己不能吃饭，我要帮着喂饭吃，时间长了家里要洗锅涮碗等不住。于是我急忙吃了两大碗扁食后就给太爷去送饭。太爷仰躺在炕上不想吃，在我和太太、大伯的劝说下先喝了几口汤，最后勉强吃了很小的六颗素扁食。饭是我用小瓷勺喂着吃的，第六颗吃完后他反复摇头，表示不想再吃了。我继续劝说，他接连摇头。我便将吃剩的饭放到窗台上，掏出手绢给太爷擦嘴，可是太爷以为我又要给他喂饭，下意识地张开了嘴巴。但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再没有喂饭，也没有询问太爷他想不想再吃几颗，只是用手绢擦了擦他的嘴。没想到这六颗素扁食竟是太爷近九十年的艰难人生中最后的晚餐！太爷最后是不是还想再吃一颗或三两颗，但我没有能够理解他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也没有继续劝说询问，因此，对他人生的最后一点需求是不是满足了，我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
……
“大铜锣，你本本坐下咋甲？箱盖上有冥票，取来给你太爷烧上些，他路上还要用哩！”大伯的呼叫声把我从往事的回忆中惊醒过来了。我赶忙拿了一沓冥票，在太爷头顶旁点燃焚化。太爷还是那样仰躺着，呼吸微弱，一声不吭。我也弄不清太爷这时有无意识，头脑是否清醒。由于大伯不让我大声呼叫，也不晓得太爷这时知道不知道我就在他身旁。好长时间后，我发现太爷眼睛里流出了两滴泪水——只有两滴。我用手绢替他轻轻地擦眼泪，他毫无反应，没有一点知觉，仍是那样安祥地仰躺着！
太爷搬进简陋新房子后，夹道大伯便是和太爷家距离最近的邻居了。在此之前，我家也搬迁了宅院，和太爷家相距较远了些。大伯他和太爷一块搭挡给生产队放羊长达十五年之久，他说话粗俗难听，但人心肠好。太爷病倒后全靠他早晚出进照顾，病重期间晚上他一直和太爷住在一起。八点半左右，我对大伯说：“太爷昏迷不醒，就鳌两个人怕不中用！我得去叫干部和院里的（太爷的外甥家村里人称院里的）。”大伯说：“不要叫，叫去歪（他们）也不来！歪有心是个间（自己）早来了。”我反复考虑还是把他们都找来为好，因为太爷去世后还牵扯到财产继承和太太的养老等问题。虽然太爷家住的房子是生产队集体盖的，锅碗瓢盆、衣服被褥是我添置的，医药费、零花钱都是我支付的，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唯一值钱的就是十几袋子粮食。但按继承法，除了需要人照顾的年迈苍苍的太太外，第一顺序继承人就是早年已搬回老庄上居住的太爷的继子；第二顺序继承人便是住在本村的太爷的外甥。他们都不在场，太太年老体弱，我和大伯都是邻居，如果发生财产纠纷，我俩是无法交待清楚的。于是，我便去叫身为村主任的太爷外甥的大儿子。
九点多，太爷的两个外甥及其家里的部分成员和几位邻居分别来看了一下，呆得时间都不多，又分别回家吃早饭去了。小屋里又只剩下太爷、太太、大伯和我四个人了。十点半左右，我又拿了一沓冥票抽泣着在太爷头顶附近点燃，太爷还是那样毫无反应地安祥地仰躺着，不吭一声。冥票焚化后，我擦干眼泪呆呆地瞅着太爷的面部。不多时间，忽然发现太爷的嘴角向两边痛苦地龇咧开来，紧接着整个面部出现了一种极度痛苦地表情，一瞬间又恢复原状。然后额部突然变黄，逐渐整个面部变得蜡黄，同时停止了呼吸。我急忙用手去触摸太爷手碗的脉搏，被大伯强行拉住了。他说：“不用揣脉了，人已经过世了！”我看了一下手表，太爷去世的时刻是十点四十一分。
太爷外甥的大儿子早上去北村叫太爷的继子，十二点左右时他们两人都过来了。这时太爷已经去世一小时有余。他俩下跪叩头烧冥票，继子还干嚎了几声，然后和村里几位邻居商量如何办理丧事。太爷的继子从衣兜里掏出了四十元钱，并声称他现在老了，家里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主，就只有这四十块钱，先买点香蜡纸火。接着问我有钱没钱暂垫上一些，把亡人归殡出去了就再说。我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只是呆呆地站着；其他几个人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也没人去接钱。他见在场的所有人没有吭声，便又把钱装到衣兜里，同时长叹一声，蹲到门槛旁边拿出旱烟袋吃了一锅。后来他出出进进几个来回，不知在干什么，可能是到村里熟人家去串门子了。晚上八点左右，他又和村里边他的一位远房表兄离开太爷的灵堂出去了，直到天明未曾露面。
太爷去世的当天旁晚，我上高三补习班的儿子回家取生活费来了。一进门看到我们全家人都在吃晚饭，第一句话便向我询问他祖爷现在病好点了没有。我怕儿子饿着肚子知道真实情况后心里难受，便哄他说：“你祖爷的病稍好点了，先马上吃饭，然后快点过去看一看。”儿子信以为真，狼吞虎咽，不一会便吃完了晚饭。碗筷往炕棱边一推，便从背包里掏出专门为他祖爷买来的，也是他祖爷最爱吃的香蕉，急匆匆地出门走了。我还有半碗饭没吃完，看到儿子提着半把香蕉出去，知道是去看他祖爷了。我急忙撂下饭碗追赶出来，跑到大门口挡住儿子，向他告诉了他祖爷已经去世的消息，并边走边劝慰他不要过度伤心。我说：“你祖爷已经是快九十岁的老人了，实属高寿，到过世的时候了。”儿子一声未吭，咬着牙硬是没有让含在眼睛里的泪水流出来。赶到太爷的灵堂前，他首先将手里提着的半把香蕉恭恭敬敬地献在供桌上，然后烧冥票叩头行礼。这一切进行完毕后，便站在他祖爷的遗体旁边默默地叮瞅着。几位邻居劝他坐在炕棱边上，他头也没回，不理不睬，旁若无人，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丝纹不动。
太爷一生中乐于奉献，在村里人缘极好。我估计晚上为太爷坐夜守灵的人会特别多，特地准备了两把“牛九”牌，两把扑克牌，供他们晚上消遣之用。同时，大伯也把炕烧得特别热，唯恐把亲朋冻着。但事与愿违，实际晚上只来了一位和太爷关系较好的八十多岁的老人，陪我和太太、大伯坐了一夜。这位老人原以为会来很多爱打“牛九”牌的人，结果苦于无牌友，只好一锅连一锅地吸旱烟。村里其他人去世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冷清场面。有位老人生前脾气暴躁，动不动就会发火骂人，村里好些人都挨过他的训斥，有的还不止一两次。但他们家儿孙很多，且都很有本事，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好。老人去世后村里坐夜守灵的人挤满了屋子，还有好些人站在院子里挤不进屋去。主事的总管只好给来得较早的人敬烟敬酒，陪着笑脸劝说他们早一点回家，给后边来得较晚的人让个位子。直到天明时，还是你出我进，人来人往，源源不断。但太爷因为无儿无女，无钱无势，在世时虽然为这家的娃娃织毛袜，为那家的大人看孩子，去世后却连个坐夜守灵的人也没有。灵堂里只有我们四个人面对一盏孤灯陪伴着太爷，冷冷清清，孤孤单单，好不寒酸！
第二天黎明时分，我摸黑送儿子到东边十里以外的镇子上去赶早车，然后又赶到学校去请假，并顺便买了点香蜡冥票，转了一大圈，往返四五十里山路，中午过后才急匆匆地赶回家。我又渴又饿，顺手拿了一快馍馍，边吃边跑到太爷家。太爷家院子没有围墙，赶到门口时我看到院内有许多人，乱嚷嚷的跟昨天的气氛完全不同。我有点纳闷，一问才知道，太爷的继子昨晚和其远房表兄离开灵堂后，先去了太爷的外甥家，商量给太爷如何办理丧事，结果两家互相推诿，都怕出钱出力。继子的理由是说太爷年轻的时候养活的是外甥，丧事应该由外甥来办；外甥的理由是太爷的房产家具都是继子占有了，继子是太爷合理合法的继承人，丧事必须由继子来办。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互不相让，不欢而散。太爷的继子和他的远房表兄连夜找到村上另外两名干部家，提出要村上把太爷当做无儿无女无亲无友的“五保户”对待，丧事由村里集体来办。这主意可能是其远房表兄给出的。当时由于村支书外出打工不在家，这两位村干部做不了主，便连夜邀请村里几位头面人物商议，最后决定由村里出面主持太爷的丧事。并且他们推选了两位主持人全权负责办理。后半夜太爷的继子在其远房表兄家住下，天未明便偷偷地跑回他们家去了。从自以后，便和太爷太太断绝一切关系，再也没有任何往来。太爷去世后，太太一个人重病缠身，继子夫妻俩来我村串亲戚时，怕碰到太太，便绕道而行，躲了又躲，避了又避，唯恐躲避不及！
两位主持人和村干部商议，要把太爷的丧事办得热火一些，应和其他有儿有女的老人去世后一样招待亲戚朋友庄间户内所有的人。于是派人簸粮食磨白面。小麦是太爷家现成的，其他一切零碎物资，如清油、猪肉臊子、腌肉、粉面子、蔬菜、柴火等，全部平均摊派给我们五户人家共同负担。零用钱村里暂时垫付，事后村干部将太爷院边的一棵老榆树作价卖掉后偿还了。村里人有些是自愿来的，有些是被主持人和村干部指名叫来的，每个人都分别安排了具体的工作，有陪阴阳先生喝茶的，有帮木工师傅做棺材的，有守灵堂看香火的，有帮厨工师傅盘灶洗洋芋的等等。气氛跟昨天完全不同！
晚上我回家吃饭时，受太爷恩惠最多的另一户邻居家主人找上门来，我递给一支烟他吸着后对我说：“夹道大爹的这（应读zài）事情，歪（那个）他家“院里的”管上是应该的，咋能叫鳌（我们）两家子也出油出菜哩！”我听他的口气是想动员我和他一起拒绝主持人和村干部给我们两家的物资摊派。我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思考了一会后才说：“我太爷过世了没人管，藏庄里大家归殡哩，给鳌两家才摊派了点清油粉面，菜水柴火！是啥歪都是应该的。因为鳌两家的娃娃大汉过去都吃得太爷家的馍饭的确不少，藏要出些才对哩。再说人长的天长哩！鳌给他阆家（老人）出上些，只要过年（明年）你的媳妇子给牛（你们）养个儿子娃，鳌的后人（儿子）能考上大学，歪比啥都好！”我这样一解释，他连连点头说：“好！好！好！你兹该（这样）说下，我就再没啥说的了。”不知是巧合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存在，我儿子于次年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本科，该邻居家的儿媳妇先前连续生了几个孩子都是畸形的，没成活一个，把太爷归殡后两三年内，接连生了两个儿子，身体都非常健壮。
太爷去世后的第二天晚上，前半夜由于厨师木工等人加班干活，屋内出出进进的人还比较多。晚上十一点过后，这些跑蹿（帮忙）的人都分别回家睡觉去了，灵堂内跟第一天晚上一样，也是四个人——太太、大伯、我和当村主任的太爷外甥的大儿子。第三天清早，我匆匆忙忙又赶到南边邻县的集镇上去买纸火——一匹白马和一对金童玉女。我小心翼翼地挑着纸火回来时大约十点钟左右，进门后东西还没放稳当，主持人阴沉着脸问我昨天晚上坐夜守灵的人都是谁。我作了如实回答后，他便气狠狠地说：“藏夜晚（昨晚）贼把锅偷上走了！你看怪不怪，别的东西都没有偷，就把盘好的锅从灶头上拔上走了。一口锅才几十块钱，一才枋板歪几百块钱哩咋不偷来？明明是欺负人哩！”这没头没脑的问话，把我当时弄懵了，半张着嘴瞅着主持人不知所措。事情原来是这样：昨天下午厨师在太爷家窑门前盘灶安了口大铁锅，这口锅还是原来生产队养猪场做豆腐使用过的公共财产，殷祝平现在庄里谁家有红白事情，便借去烧水煮菜。太爷家也是借用的，但昨天晚上不知什么人将这口大铁锅从盘好的灶头上拔出来偷走了。我到窑门一看，果然新盘的灶头上安好的大铁锅不见了，灶后边泥着的我家的两截新烟筒却还端端正正立在上边丝纹未动。放在窑内的面、油、粉、菜及院里的枋板杂物等没偷一样，单单偷走了这口大铁锅！
昨晚上我还是整夜没有合眼，院子里一颗五百瓦的大灯泡彻夜未灭，照得整个院子跟白天一样明亮。除太太外，我们三个人你出我进抡换着照看放在院子里的东西，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这锅怎么就不见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帮忙干活的人们个个都非常气愤，你一言我一语大声地议论着，部分人还用最难听的骂人话诅咒着这可恶的偷锅贼。有一位村干部还为此事专门跑了一趟乡政府去报案，乡上领导要求村里查一查，同时答应给点钱补贴零用。后来听说钱没有给来，只是领了个空头人情。偷锅案件当时根本没有任何线索，那里能查得出来呢！
第二年夏天，太爷外甥的小儿子不慎掉到水坝里再没有活着上来，村里有人背后议论说这口大铁锅是他家的后人偷去转移到亲戚家了，老天爷报应他，才把娃娃给天收了。又过了几年，一户邻居家的女人年纪轻轻地便病故身亡了，办丧事时有一口大铁锅，帮忙的亲房邻居有人认出这口大铁锅正是从太爷家被贼偷盗而丢失的那口。但主人三番五次地主动声明，这口大铁锅是某年某月某日他从某集市上花了某元某角某分钱买来的。这家主人的话是真是假无人去考证，这口大铁锅究竟是被什么人偷走了至今仍是未被侦破的沉积悬案。其实象这样小偷小摸的事情，根本够不上立案侦察。不过这件偷盗案中的贼娃子干得太缺德，村里人时不时提及此事时，免不了还要诅咒一番妙偶天成。
顺便还应提及的一件事是，太爷的两个远房侄子，在太爷去世的第三天，确确实实是好心好意地为太爷吊丧烧纸来的。但由于太爷继子的不辞而别，加之大铁锅的被盗，村干部和主持人以及跑蹿的邻居故旧都带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愤怒情绪，不够理智。武断地硬说这两个侄子是太爷的继子派来打探消息的，不是真心实意来烧纸吊丧的；是想看一看我们村的人是如何办理太爷的丧事的，也就是说想看一看太爷去世后我们村有人管还是没人管，其目的不纯。在主持人提议、部分人同意的前提下，经过简单策划商量，决定要给他俩出难题将其耍弄耍弄。主持人派人从庄里借来了两顶麻布孝帽，两件白布孝衫，硬逼着他俩在太爷灵堂前披麻戴孝，顶棺入墓。难为的这两个侄子有口难辩，趁两个主持人不在时偷着溜走了。从此以后，太爷的一年、二年、三年等纪念日以及太太有病卧床直至去世前后，北村太爷的亲房家一二十户老少近百人，再也没有人前来悼念或看望过一次。真绝情！
太爷归殡后的当天晚上，村干部召集我们与太爷关系特殊的五户人家及几户距离最近的邻居，还特地请来了七八位村里的头面人物，其中包括丧事中的两位主持人，共二十多人，在太爷家针对太太的养老问题进行协商。多数人的意见是，既然太爷的继子忘恩负义，天良丧尽，不辞而别，那么对太太应尽养老义务的责任，按传统观念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太爷的外甥头上。但太爷的外甥本人没有到场，只打发来了个理不了事的儿子；众人有点气愤，派当村干部的大儿子（已分家）去叫，等了好长时间他才勉强来到。村干部提出要他承担太太的养老义务，他一口回绝，拒不履行，并向村干部提出要村上付给他们父子近几年为太爷家帮忙种地收割打碾，干各种农活的人工钱。有位村干部欲擒故纵，故意问他要多少钱的人工。他说：“少少少一年也得三五百，十年就是三五仟。”这时，包括当村干部的他的大儿子在内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激怒了，大家几乎同声追问：“你舅舅养活牛一家七八口人前后总共二十一年整，你给付了多少人工钱？”我看见太爷的外甥他半张着嘴，把头抬起来又低下去，低下去又抬起来，反复了几次，想辩解，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只是“啊、啊、啊”了几声。紧接着有人又追问说：“虎头山‘回回’打开时，是谁把你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太爷的外甥这时象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似地立即理直气壮地回答：“虎头山开了的歪一晚上，他没背我，是‘后窑的’（村里另一位老人）背得我。”（“扇子会”虎头山撤退时，太爷一人背不动几个娃娃，是“二老师”临时指派了几个手下人帮忙，每人背上一个，在太爷的统一带领下集体逃命的。当晚太爷手里拖得是大外甥，背上背得是小外甥女，这个外甥的确是“后窑的”背出来的。）听到他的这种辩解，当时有人骂道：“你把这无良心的熊，着贼歪一晚上给杀了时藏啥事都没了！”太爷的外甥听到有人骂他，抬起头来想反驳，但看到众人的眼睛都盯着他，自己感到气氛不大对劲，害怕众怒难犯，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发出声音，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后，便又把头低下去，同时把脸转到旁边去了。
太太的养老之事，继子不管，外甥也不管，村干部只好考虑采用别的解决办法了。当时有人提出说：“有四亩多好川地当看哩，还愁没人养活一个老人。”的确，村里有好些人羡慕太爷家的四亩多好地，又近又便利，而且还能够打院廓做坟茔。特别是那些没院没坟的人，几乎是垂涎三尺，但他们又害怕养活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闲扯了一阵，最后意见基本上统一到由夹道大伯来照顾太太比较合适。太爷病重时，就是由大伯出进照看的。现在太爷去世了，太太年老多病，由其他任何人来照看都不如大伯照看来得周到。村干部征求大伯的意见，他也乐意，但提出要征求他们家里其他人的意见，特别是儿媳妇。村干部连夜征得大伯全家人的同意后做出决定：（1）太太由大伯家照顾侍候；（2）土地暂由大伯家耕种，将来太太去世后交村上统一调配；（3）太爷家住的院子（包括那间简陋房子和两孔破窑洞）划归大伯家所有；（4）财产（只有折筷子烂碗，烂衣烂裳，再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全归大伯家所有。第二天上午，几个村干部执行决定，到太爷的外甥家去取晾晒在他家的属于太爷家的两大串番麦果果（包谷棒子），他们家里人和村干部吵了一架，东西没有要回来，干部还挨了一顿臭骂。
太爷原来住的窑洞上的门扇，听说还是一九五六年农业社占用该窑洞时由社里的保管员借用太爷外甥家的一扇无用的旧门扇，使用了几十年，破烂不堪。该窑洞隔壁还有一孔窑洞，一九六四年夏发暴雨时窑面子被雨水浸湿坍塌，窑顶上有道又长又宽的裂缝，有很大一块崖土悬掉着，有随时塌下来的危险。太爷在这孔破窑内存放着一些柴草填炕的，人要天天进出去取，很不安全。当时是太爷的继子借来外甥家一根直径约六七寸的歪杏木杠子顶在下面的。这根杠子经三十年的日晒风吹，裂开了一道大口子，加上本身歪里疙巴的，除了当柴烧再没有其他任何用处。太爷归殡后的第二天下午，外甥领着几个儿子来到太爷家，没有进屋看一下太太是死是活，径直去卸窑洞上的破门扇，然后又去卸顶崖土的杏木杠子。门扇卸得容易，顶崖杠子负着力卸不下来，打硬手卸万一崖土塌下来有砸死人的危险。他们父子也害怕发生事故，于是回家取来一根长绳子，将一端拴在顶崖杠子的上部，然后父子几个采用拔河式的办法，集体用力拉着绳子的另一端，调着号子，反复多次才将这根顶崖的杏木杠子卸下来。当他们扛着门扇和杠子往外走时，太太才发现他们，坐在炕上隔着窗户问着说：“牛把歪（那个）卸了往阿里拿(读hà)甲？”太爷的外甥生硬地回答说：“这都是鳌的，卸了拿上回甲。”
一九九四年春节，太爷去世后还不到百天，按传统习惯门上只能贴用黄纸书写的对联。我根据太爷太太的实际生活状况撰写了一付对联，用黄纸书写后于大年三十晚上贴在了太爷家的简陋房门上。记得对联是：“见今世鹤龄耋寿，愿来生子孝孙贤。”横额没有想出比较恰当的词句，随便写了几个字，现在记不起来了。我当时的想法是，太爷太太都是八十以上的高寿，但无儿无女更无孙，虽然有继子外甥，也跟没有完全一样。因此，我只能祝愿二位老人来生来世儿孙满堂，子孝孙贤，尽情享受享受天伦之乐了。
太爷刚去世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太太的身体还比较硬朗，拄根木棍能在院子里游转。大伯全家人都比较关心，照顾得也周到。一九九五年春节刚过，太太突然患重感冒而卧床不起，不多几天，身上便生出了几大片褥疮，水泡溃破，泡内液体流到身上其他部位后，立即便长出新的大水泡，感染速度相当快。我请来医生诊断后，医生说要先用青霉素溶液冲洗，然后再在溃烂处用青霉素粉干贴。我和大伯按照医生的吩咐，不分白天黑夜，每过四小时冲洗干贴一次，三天以后，病情得到控制，再没有感染扩大，大约十天左右，褥疮基本痊愈，外加打针吃药，感冒也好了。在这场大病中，我发现太太精神上有点不大对劲，特别是晚上，一会儿说要坐起来，我和大伯扶起还没坐稳，又说要躺下去，刚躺下后又说要坐起来；一会儿说这儿疼，一会儿又说那儿疼，弄得我和大伯无所适从；有时甚至躺在炕上双手乱抓乱挖，说话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这样反反复复连续发作了好几个晚上，大伯说是得了“毛鬼神”，“察”（一种迷信话动）给下就好了。半夜三更，我出去折来了三根细桃树条子，大伯用桃木条子在太太的身上象征性地抽打了一通。我又舀了半碗净水，大伯点燃三支香，连同三根桃木条子架在水碗上，又点燃一沓冥票放在木条上边燃烧着，端起碗在太太身体上空来回旋转，等冥票烧成灰后，叫我把碗里象征“毛鬼神”的这些东西送到十字路口。经这样一折腾，不知太太是疲乏了，还是真的把“毛鬼神”赶出去了，这天晚上的后半夜她果然睡得安稳。
这场大病过后，太太一直身体不好，双手拄着一根长木棍，下地后站立不稳，走路就更困难了。大伯白天要下地劳动，太太一人在家，村里有个别顽皮的孩子见太太无法下炕牧唐全文阅读，便故意欺负，有时甚至将家里的东西随便拿上就走，太太无法阻拦，喊也喊不住。后来大伯走时就将房门锁住，太太一个人被锁在屋子里感到寂寞孤独，村里有人去看望，便爬在窗户上相互说说话儿。我最后见到太太是她去世的前三天。这天早上天下着雨，我冒雨截山步行去学校上班。家里煮了一锅新番麦，还不太熟，我用料袋装了两个，连同馍馍一起装在一个手提花布包里，准备拿到学校去吃。离家后顺路到太爷家去看望太太，见她背墙坐在炕后边，精神还比较好，正和大伯，还有一住位邻居三人闲聊天。我问候了一声，心想把手里提的热番麦送给太太一个，让她尝一尝。但又一想，我拿的这两个还不太熟，恐怕她咬不烂。我估计番麦煮烂以后，家里人按照以往惯例肯定会给太太送过来的。因此我没有给太太说有热番麦的事，便急急忙忙赶到学校去了。我走后家里人给太太送煮烂了的新番麦来没有，到现在也不知道；也没有勇气向家里人具体询问，怕万一证实太太临走前确实没有吃到当年的新番麦，我心中将会更加痛苦。当时我根本想不到太太就会那么急切地离开人世！我最后悔的是那天早上为什么没有亲手送给太太一个虽然煮的不太熟，但却是刚出锅的热番麦让她尝一尝新鲜呢？我真蠢！
公元一九九五年，农历乙亥七月三十日（星期五），我下午放学后步行回家，走到太爷家门口时，看到院子里有好些人正在忙碌着。映入我眼帘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摆在院子里的木板和正在平整木板的木工。我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手里提着个空布包呆呆地站在夹道盯瞅着。身为村干部的太爷的外甥的大儿子看到我后，走过来对我说：“我舅婆过世了！鳌晓得你今晚就回来了，阿给你就没有捎话。藏先走屋里走。”我进屋后看到屋子中央摆放着一张从学校借来的课桌，上面放着香蜡冥票；课桌后边挂着一块幕布，太太的遗体仰躺在幕布后面的地面上，面部用一张白纸苫着，双脚用一根细麻绳捆着，寿衣穿戴整齐。我含着眼泪在太太遗体旁边站了好长时间后，慢慢走到课桌前边，给太太下跪磕头，焚香烧纸。我不会嚎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流泪。
后来听人介绍说：这两天人们都忙着碾场，闲人很少。大伯也去碾场，歇息时间随时可以回来，所以太太的房门一直开着没有上锁。上午十点钟前后，太太还和一位邻居闲聊了一阵。邻居说太太当时的精神较好，情绪稳定，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十一点多钟，有几个半大不小的娃娃去太太家玩，看到太太斜躺在炕上窗子跟前，头低垂着歪到一边，窗子上绑着根布带套在脖子上。几个娃娃分别大声叫了几遍，见没有回答，便爬上炕推了几下也不动弹。娃娃赶紧出来找大人，碾场的人们赶到家里来时才发现，太太用系裤的一根破布条子辫成的布带，拴在窗户隔子上垂着上吊自缢了。
太太的丧事完全由村干部主持，没有招持任何人。木工师傅、阴阳先生只是在大伯家吃点便饭，其他人吃饭时一律各回各家。白天进出的人比较多，晚上坐夜守灵时还是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大伯、以及一位小时候家里招致人祸时，曾受到过太太特别照顾的现任村干部。太太无儿无女无娘家（娘家的远房侄子多年没有来往），唯一的亲人就是继子和外甥。他俩一个在北村老家居住，一个就住在本村，从太太去世到送葬，以及后来的“七七”、周年等纪念日，从未露面。我仍旧去南边邻县集市上的纸火店，给太太买来了一匹白马和一对金童玉女，还有香蜡冥票等丧葬用品。第三天下午送葬回来后，村里其他人就都各自回家去了，几位村干部对有关善后事情要商量处理，便到大伯家去一边吃晚饭一边研究事情。他们叫我也过去顺便吃点饭，我没有去，独自一人坐在我亲手为太爷太太盖起的简陋小屋内的炕棱边上。起初只是想在这里坐一坐就回家吃饭去，但坐下来后环顾屋内四周，一切都跟原来一模一样，就是热炕上再也看不到太爷和太太二位老人了，人去房空！我猛然间感到心里酸楚楚地好难受，不由自主地独自抽泣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伯送走村干部后准备回屋睡觉重生美人名贵，他见屋内黑糊糊的以为我早回家去了。我只顾无声地流泪哭泣，大脑内一片空白，没有意识到天已经很晚了，同时也没有感觉到大伯的进来。大伯进屋后顺手拉着了电灯，灯光下我俩才各自发现了对方的存在。大伯见我还在独自哭泣，便劝慰了几句。我也突然恢复了知觉，感到头晕目眩，四肢无力，特别是两鬓颊好象用针刺一样地疼痛。我抬起胳膊，用衣袖擦干了眼泪，再用双手在面部搓了搓，起身摇摇晃晃地回家后倒头就睡着了。
太爷和太太先后去世后，每逢纪念日——“七七”、“百期”、“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都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前来送纸悼念；每逢农历节日——春节、清明、上巳、端午、中秋、寒食等，更没有其他任何人给他俩烧几张冥资冥票。二位老人在世时，我无能无心，没有把他俩接到我家里来奉养；去世后，我受到良心的遣责，同时也不会再受到家里人的牵制，每逢节令纪念日，无论多忙，总要回家到太爷太太的坟前焚香点蜡，烧纸化马，磕头跪拜，略表孝心。记得有一次九月初九日，我忘记了这天是重阳节，住在学校没有回家去。晚上连续两次梦见我和太爷太太仍住在原来的窑洞里。我也不以为然，认为梦见去世的亲人是正常现象。早晨起来一看，天下着小雨，心想今天不能上早操，便又躺在床上睡着了。刚合住眼，迷迷糊糊又梦见太爷好象说他喝的茶没有了，太太好象说她身体那儿不舒服。隔壁一位老师开门的推动声突然把我惊醒后，坐在床上觉得连续三次梦见太爷太太有点儿奇怪。我一边穿衣服，一边思考这件事，但总是想不明白。我冒雨上了趟厕所，然后洗脸刷牙，在刷牙的过程中突然想到昨天是九月初九重阳节，应该给太爷太太回家坐纸送冥票，但我给忘记了。我想可能是二位老人等心急了梦中来催促。于是，我下午放学后回家，专门去给太爷太太认错赔不是，补送了一包冥票冥资。
早在一九八五年前后，太爷感到自己年事已高，继子回老庄后又很少来往，心想自己在我们村生活了六十多年，百年以后还是葬埋在这里为好。我也劝太爷趁早在自家口粮田里看块地方做坟茔。于是，请了位风水先生看了一下，太爷的口粮田里有两处地方风水相合，都是葬人的好去处。太爷把一处让给了一位邻居，一处留下来给自己做坟茔。九三年太爷去世后，就埋葬在这里。但太太去世后，村上把太爷家的口粮田收回去分成七八块分别承包给村里其他农户了。正好承包太爷坟茔两侧土地的两户人家都没有宅院，他们就在坟两侧打院廓盖房子。听说太太在世时，他们就提前背地里做通了个别村干部的工作，干部早就答应下等太太一去世，便把这地承包给他们，让其打院廓盖房子的。坟茔夹在院廓中间，鸡、猪、牲口天天挖刨啃踏，据风水先生说这对亡人不利。因此，我又请风水先生在我家的承包地里另选了块地方，于一九九九年秋将太爷太太的灵柩迁移了。现在我唯一能报答太爷太太恩典的就是春节期间坐先人时，太爷太太以我的义曾祖父母的名分和我家的祖先一起享受一下后代儿孙的香火祭祀；清明节时，我和家里人去给我家先人上坟的同时也在太爷太太的坟头上培几锨黄土，插几张纸条，扫祭扫祭。
太爷太太都是一生乐于奉献，付出的心血太多太多，收到的回报太少太少。虽然都是耄耋高寿，但老年生活清贫悲凉，无依无靠，孤苦伶仃。老天爷！你说这公平吗？太爷养活其全家老少七八口人历时二十一年，从小亲手拉扯大的外甥不奉养二老；太爷太太省吃俭用，给其提亲娶媳妇，并占有了唯一的一点家产的继子不奉养二老；太爷太太管吃管喝管穿管住，从小惯大，视若亲生的我也没有全心全意地奉养二老。老天爷！你说这符合天理良心吗？
老天爷！您是“世界万物之灵”的主宰者，请您睁开您哪睿智的双目，明查细审人世间那些大恩小报、知恩不报、甚至恩将仇报的无情无义、无心无肺、伤天害理之徒——太爷的继子和外甥、还有我以及受过太爷太太大小恩惠而未报答的所有亲戚朋友邻居故旧，把他们依据其忘恩负义的情节轻重分别进行审判处置，轻者绳捆鞭抽刀割肉，重者天打火烧雷抓头！
（二OO六年春罗轻草于秦岭中学）（2014年9月发表于《秦州文艺》第三期）
作者简介
大秦，甘肃天水人，秦州区秦岭中学退休教师。现既不上班哈儿师长，又没务庄农，闲暇无事，借诗文书画消磨时间，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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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爷
文/大秦
“大铜锣！大铜锣！大铜锣！……”
公元一九九三年,农历癸酉十月初八日拂晓,我在睡梦中突然被这急促的叫门声惊醒,赶忙顺手拉着电灯,听声音好象是夹道大伯在叫。我一边应声一边穿衣服，但大伯他耳朵有点背,没有听到我的答应声,仍旧急促地边敲门边叫喊着。情急之中我提着裤子，光着膀子跳下炕去，打开门栓拉开大门。大伯一看开门的是我，便急不可待地说：“你太爷藏（现在）看上去不中用了！我当了你走了学校了没得。老衣我都给穿上了，藏就还有小帽在牛（你们）炕櫃里头哩，快点寻着拿（应读hà）上过！”
我一听说太爷就要过世啦，心里非常难受。昨天晚上他还吃了半碗扁食，怎么这么快就要过世哩！我打开炕櫃，翻找出太爷的寿衣帽子——一顶满清式瓜皮硬壳小帽，急忙赶到太爷家。见太爷身穿绿面红里的长棉袍，仰躺在上边炕上，呼吸微弱。我刚叫了一声“太爷”，被大伯厉声制止。他不准大声呼叫，也不准放声哭泣。并反复强调，老人过世时，儿女孙子、亲戚朋友千万不能大声叫喊痛哭，否则就“操”住了。这样便既不能马上过世，也不会有好转的希望，不来不去的，使老人非常痛苦。为了减轻痛苦，就应当保持环境安静，让老人安祥地离开人世，这才算是孝顺的子孙。
我坐在炕棱边上无声地抽泣着，泪水滴在衣服上已打湿了一大片。太爷总是那样安祥地仰躺着，不痛不痒，不吭一声，呼吸微弱。这时天已大亮，屋子里只有大伯和我，还有太太（天水方言称曾祖母为太太）呆呆地坐在炕后边。我脑子里时而一片空白，时而往事历历在目，……。
太爷于公元一九零六年农历丙午七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北村一户贫苦农家，自幼受尽磨难。为了生存，曾举家逃荒到定西打工，有一个妹妹使留在那里至今下落不明。民国十七年，即公元一九二八年，天水大旱，庄稼可粒未收。次年春，饿殍遍野，瘟疫流行，十室九空，大多数村庄死亡人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太爷家也未能幸免，其父、母、妻、弟四口人全被瘟疫饥饿这两大恶魔夺去了性命。当时无人殡埋，太爷一个人把四位亲人先后用榆树枝条裹扎，背负肩扛，葬埋坟茔。
民国十九年，即公元一九三零年冬，历时八年，波及天水、礼县、武山、漳县、西和等县数十个乡镇的农民起义组织——“扇子会”在我们村成立。太爷的姐夫就是“扇子会”的首领“大老师”。太爷在老家无依无靠，便投靠姐夫参加了“扇子会”。张家窑墚战斗中，“扇子会”失败，“大老师”被回民队伍杀死，其弟“二老师”继续统领“扇子令”活动，直至一九三七年秋病逝。“二老师”病危时，将他家老少七八口人托付给太爷照管抚养。在“扇子会”活动的八年及其“二老师”去世后的十三年当中，太爷一直在姐夫家扶老携幼，出力流汗，早出晚归，含辛茹若地养活着他们一家，前后总共二十一年整，将几个年幼的外甥拉扯成人，男婚女嫁，各自成家立业。特别是“扇子会”虎头山失守逃难时，半夜三更，几个外甥，太爷背上背得小的，手里拖得大的，还要照顾裹着小脚走路困难的姐姐等人。枪林弹雨睿丁英语，刀光剑影，喊杀声震天响，痛哭声遍地来。太爷硬是冒死将姐姐外甥等人转移到南堡子躲藏起来。平日里一听说“回回”来了，太爷便立即将两个最小的外甥放到一货郎箱内，背上箱子，扛上行李，领上他们全家东逃西躲。紧急时一口气要跑几十里山路，钻树林，住山沟，饿肚子，并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太爷从来无怨无悔，总是竭尽全力，宁肯自己饿死累死，也不让外甥一家吃苦受罪。
太太也是一个命苦人。她出生于公元一九一五年农历乙卯四月初一日。为了活命，不到七岁父母便将她卖给别人家当童养媳。公婆是个心狠手辣残忍无比的虐待狂。太太长期遭受公婆打骂，身上的伤疤青红绿蓝，一块挨一块。并且还要饿着肚子给人家干活，小小年纪，洗衣做饭，出灰填炕，揣屎倒尿，脏活累活全是她一人承包。三九寒天，漫漫长夜，稍有不周，公婆使不要她上炕睡觉。她只好背靠在灶火门或炕眼门上倦屈着身子等待天明。有几回被冻得昏死过去，幸亏大嫂人好心肠软，才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太太虚岁十五那年，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丈夫逃回家来和她结了婚。丈夫对她还是比较疼爱的。但婚后不到三年，丈夫染上瘟疫一命归天，狠心的公婆欲将她高价卖掉。当时“扇子会”人多势众，“二老师”见嫂弟弧身一人，便托人撮合，成全了太爷和太太的婚事。正因为这样，太爷和太太便在我们村真正落户了。村里人不管亲疏远近，按辈分高低，有的叫舅舅妗子，有的叫舅爷舅婆，辈分再低一些的人，不管长幼，一律叫舅太爷舅太太。我因为关系特殊，使亲切地直接叫太爷太太，省略了前面的“舅”字。
我祖父去世早，祖母和父亲他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家里只有两间半破草房，垧半薄山地。祖母经常给村里大户人家帮工干临活，父亲七岁时就给人家放羊，十二岁便开始扛长工。在村里，我家是大房人，太爷的外甥家是二房人，只是同姓，不是亲房，所以我们家和太爷家连远房亲戚的边也沾不上。太爷太太一无所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太爷当时长年住在他姐姐家拉扯外甥，太太一个人借住在我家隔壁一孔窑洞里。我们两家是一墙之隔的最近的邻居，两家人的共同特点是一个“穷”字。因此，祖母和太太相处得很好，经常相互帮助，相互照应。我祖母是缠下的小脚，走路相当困难，太太是裹了脚后又放开的半脚子，走路较轻快；祖母跪在坡上扫树叶的本领特别大，但太太她扫不拢。因此二人扬长避短，祖母专门负责扫，太太领看年幼的我父亲专门往回家背。十天半月后，两家的“填坑的”都堆得跟小山一样，冬天填炕取暖的问题就都全解决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天水解放，五一年冬进行土地改革，我家和太爷家都分到了土地，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太爷的外甥们也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他也回到了太太身边，和太太一块生活。老两口仍借住在我家隔壁的窑洞里，吃穿不愁了，但年届五十，膝下仍无一男半女。于是，太爷领来了自家的小堂侄子做为继子，老两口视若掌上明珠，非常疼爱，甚至有点娇生惯养，小小年纪便订下了一门娃娃亲徐华凤。侄子过继后不长时间，不知什么原因，就是不愿在太爷家生活，无论怎样劝说也劝说不住，人家还是回他们老家去了。由于太爷太太无儿无女，所以特别喜欢孩子，村上不管谁家的娃娃，他俩见到后都要抱一抱，亲一亲。我小时候瞌睡非常多，大人说我乖的特别，甚至乖的有点傻。一岁半时正值正月，每晚都有秧歌，母亲便将我寄放在太爷家去看秧歌。我每晚一声不吭，一觉便能睡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母亲看完秧歌来接时，我睡得正香，摇也摇不醒，索性便将我留在太爷家不往回家抱了。第二天睡醒后，太爷就给我喂饭喝汤，肚子吃饱后，家里也不想回去了。久而久之，我便经常住在太爷家。饭在两家都吃，那边的饭做得好，做得早便在那边吃。太爷太太把我当自己的亲生儿孙一样看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认为太爷太太就是我最亲最敬的亲人。
一九五五年冬，天水全市实现农业合作化，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太爷从这时开始，到一九七九年实行土地下放，承包到户为止，二十多年中一直为社队集体放羊。我在太爷家住了整整二十年，直到结婚后才回到自己家里居住。大跃进的年代里，人民生活相当困苦，公共食堂对社员实行“二四六八两”的口粮供应制度，即强壮劳力，每人每天八两粮，妇女、学生、婴幼儿每人每天分别为六两、四两、二两粮。当时没有任何油料副食，全靠野菜填充肚皮。就连这种最低标准，在五九年底六零年初便停止供给，人们只好靠吃树皮、草根、桔杆勉强维持生命。有些家庭，亲生父子之间，多年恩爱夫妻之间，也各吃各的口粮，各顾各的肚子，互不相让。但太爷从食堂打回来他的一份口粮（大燕麦、黄豆、玉米、麸皮、树叶、秸杆等混合后做成的熟面二两）后，未拌酸菜前先用手指抓一小撮——只能是一小撮——净面熟面放到我嘴里让我解解馋，然后才拌上几大疙瘩酸菜，自己带上去放羊。当时这一口净面熟面，比现在的一块金砖还要贵重千百万倍！
一九六二年，国家实行经济调整，给农民划拨了少量自留地，自己耕种补贴生活，人们的生存状况稍有好转。但我母亲为了我们和舅舅两家十几口人能够活命，劳累过度，严重营养不良，竟一病不起。当时我家经济拮据，没钱医治，她患病三年，不足三十岁便永远离开了我们。加之六五年的社教运动中，我父亲是“四不清”的村干部，被人污陷，家里的一切东西全都被没收了；紧接着祖母去世，家中确实是一贫如洗，无饭吃无衣穿，靠父亲讨饭要馍养活我们兄妹。整个六十年代前后的这十多年中，是我最困苦艰难的一段人生历程。在这段艰苦岁月里，太爷对我家的帮助是数不清道不完的，从吃、穿、烧、填、用，样样都资助。
我上小学期间，星期天，寒署假经常顶替太爷放羊，这时太爷必定要为我改善生活。特别是夏收大忙时间，我一边帮太爷放羊，一边拾麦穗。十点钟一过，天气变热，绵羊怕热，便把头相互抵到屁股底下挤到一块“打攒攒”。这时候草也再不吃了，用鞭子赶也赶不开，我们只好回家。回家后，由于太太给生产队割麦回来得迟，太爷便开始准备午饭。他把他拾来的麦穗（我拾来的太爷一定要我背回家去）放在地上，再脱下一只鞋，把手伸到鞋口里，用鞋底使劲揉搓，不一会便将几把麦穗挼净了；然后用簸箕一簸，去掉麦衣，净粮食一天多则能拾小半升，少则多半碗。太爷不顾疲劳，端上麦子就去手推磨房推磨，有时候我也帮着推。面推下来后紧接着就做饭。面多的一天，擀一锅面，酸菜调得较少；面少的一天，拌白面拌汤，酸菜调得较多；同时太爷还要积攒一点准备过冬度饥荒。总之，这几天我在太爷家的生活水平比平时在我家有很大的提高。
我上中学时住在学校里，家里无被子，只带了一片毛毡，和同学合伙二人盖着一片被子。后来同学提出散伙，各盖各的被褥。人家一片被加铺带盖完全可以，可我一片毛毡卷个筒人钻到里边四面透风，和衣而卧也冻得无法入睡。这样勉强凑合了五六个晚上，星期天回家向太爷一诉苦，太爷二话没说，立即应允，要我把他家唯一的一片被子带到学校去。三九寒天，太爷太太晚上两人只盖着一条破麻袋过冬。
人民公社化的二十多年中，太爷放羊，太太大多数时间在家，所以太爷家便成了我们村的临时托儿所，老两口成为全村人的义务保姆。谁家的孩子无人看管，大人便把孩子抱到太爷家，托太太照顾。太太每天义务照管的孩子少则一两个，多则三五个，农忙时几乎天天如此。太爷会打毛衣毛袜（那时候的人绝大多数不会织毛衣），放羊时、回家后，一有空便打一阵。村上一半以上的大人孩子都穿过太爷亲手编织的毛衣毛袜。村里不管穷富亲疏远近，几乎所有的娃娃都或多或少吃过太爷家的馍馍汤饭。那时候没有电视，农间时太爷家就又变成了村里的义务俱乐部，不管老人孩子还是青壮年人，不分男女都喜欢凑到太爷家暖热炕闲聊天。炕上地下都挤满着人，你来我往，成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太爷的小堂侄不愿在太爷家生活，回他们老家去后，族人把和太爷最亲的另外两个侄子叫到一块征求意见，看谁愿意过继过去；其中二侄子表示愿意过继，这样太爷就又把二侄子领来做为继子。太爷四处托人为继子张罗亲事，很快便和我家亲房家的一位姑娘定了亲。大跃进时期，继子去兰州当了工人，一九六一年春节期间回家探亲时，太爷便为继子成亲完婚。婚后初期小两口亲亲热热，关系很好。后来由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儿媳妇变心了。我父母不了解实情，以为是长期两地分居造成的夫妻不和，建议太爷的继子再别去当工人了，干脆回家务农，陪媳妇好好过日子。结果事与愿违，好心办了坏事。太爷的继子回家后不长时间，媳妇便离家出走，三年多杳无音讯，好多人四处寻找，总是无踪无影。后来经人撮合，继子和村上一位被丈夫抛弃的女人结合到一块，事后三五天，前妻便跑回来办理离婚手续。
一九六五年社教动动时，太爷的继子也属“四不清”村干部，经我们村里的贫下中农批判斗争、清退财物后，自己感觉到他是“外来户”，受人排挤，无法长期居住，于年底带着老婆（无孩子）回他们老庄上去了。北村老庄里有土改时给太爷分到的胜利果实——三间旧瓦房，继子夫妇就住在那里。他们走时把家里本来不多的几件家具和农具全部带去了，只给太爷留下了一口小钢锺锅，一口小酸菜缸，两个小木箱，两个粗白碗，同时动员太爷太太一起回老庄；但太爷太太感到在我们村住了几十年习惯了，不愿回去。这样，太爷家就又只有他们老俩口孤孤单单的过日子了。继子回老庄后，开始几年，每逢年节，夫妻俩你来我往，时不时过来看看二位老人；慢慢地来往越来越少，等太爷太太年事太高，丧失劳动能力，急需要有人照顾时，反而几乎断绝关系了。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父亲又重新担任生产队干部。我高中毕业后于一九七一年冬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月工资壹拾伍元整，在我们这样非常穷困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收入。从此，我家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七二年春，太爷住的窑洞裂开了一道很大的缝隙，有随时坍塌的危险。父亲做通了大队书记的工作，队里同意为太爷盖两间房子。于是，我利用星期天打了一垛土坯，父亲指派了几个人动土打墙，砍树备料，很快便盖起了一大间土木结构的简易房子。这样一来，太爷便告别了居住四十多年的破窑洞，住上了虽然不能说是宽敞明亮，但比快要坍塌的破窑洞安全牢靠的新房子。其实这新房子的窗户上没有窗扇，我找了些碎玻璃片裁划成小方块拼到一起用来遮风挡雨；门还是我家退槽了的两扇旧门扇；屋顶没有拣砖拾瓦，只是临时干撒了一些瓦片，一下雨便漏水。不管这房子怎样简陋，毕意是新盖的，我还专门撰写了一幅对联用红纸书写后贴在门框上。上联是“几十年辛苦勤劳一无所有”下联是“靠集体丰衣足食住上新屋”，横额是“晚年幸福”。
一九七九年秋，土地下放，实行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牲畜农具等变集体所有为个人所有。太爷放牧了二十多年的属于集体的一群绵羊，全部分给各家各户成为私有财产。至自，二十多年来风雨无阻、一心一意为集体的“老羊倌”正式下岗了。分地时太爷由于年老体弱无法耕种，没有承包责任田，只分到了三亩多口粮田，外加一亩自留地，总共四亩多土地。村里额外照顾，地又近又好，交通便利。太爷虽然七十多岁了，象收割除草这样的不太繁重的农活仍然自己能干，有些重活我抽空去做，太爷的外甥的几个儿子也经常帮一帮。太爷自种自吃，自给有余。衣帽鞋袜，新的我家给缝制，旧的我家给拆洗。我们穿过的旧衣服，太爷也不嫌弃，能穿戴的也就穿戴上了。我儿子天水一中上学时拣来了一双旧足球鞋，回来后发现都是左脚上的，因为学生踢球，右脚上的鞋容易破损。太爷不管左右，穿上把脚衬住就满足了。并高兴地说：“这鞋（应读haǐ）软软地穿上还好！鞋底上有疙瘩，又把滑不伴跤。”烟茶医疗等一切费用全由我承担，并且我每月或多或少再给太爷太太一些零用钱。其实二位老人吃穿不愁，除了吃药打针以外，平时基本不花钱。
八十年代后期，太爷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身体大不如原先硬朗，走路摇摇晃晃的离不开拐棍。有一次自己去泉里担水，弯腰打水时突然头一晕掉进水泉里，浑身湿透了，自己爬上来走回家，水也没担成。星期天我回家听说此事后，心里特别难爱。我提议把太爷老两口接到我家来住，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但家里父亲、继母、妻子都持反对意见。我常年住在学校离家又远，无法照顾；加之家里继母和妻子又经常闹矛盾，她们不同意，我强把太爷接到家里来，也只能引起更大的家庭纠纷。万般无奈，我只好用被子蒙着头睡了两天三夜。这一方面说明我无能，说服不了家里人；另一方面说明我无心！太爷能把六零年的净面熟面抓一小撮亲手放到我嘴里，我为什么不能把太爷接到家里来亲自奉养呢？
进入九十年代后，太爷、太太两位老人生活无法自理了，身边又没人照顾。村干部出面将太爷的外甥家三户，我和村里另一家受太爷恩惠最多的邻居共五户人召集到一块，责令我们轮流待候。每家照顾一月，循环轮转。我们五户中，有的户本来不愿意待候，但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执行村干部的命令。于是太爷太太变成了吃派饭的“工作组”。热一顿、冷一顿、迟一顿、早一顿、多一顿、少一顿，什么时候端着来就什么时候吃。不管是什么饭，爱吃不爱吃，端着来就得吃。
一九九三年初秋的一天下午，太爷拄着拐棍去拔胡麻，刚进地不长时间，便听到轰隆隆的打雷声。太爷知道要下暴雨了，赶忙拄着拐棍往回家走。距家门不到二百米时，大雨瓢泼，路滑难以行走，幸好碰到村里一位好心人将太爷搀扶着送到家里，但浑身上下被雨水淋透了。第二天太爷便病倒了。全身各处不疼不痒，就是觉得头晕神昏，疲乏无力，茶饭不思，只想喝凉水。我抚摸太爷的腹部，好象肠胃凝结到了一块，跟木板一样硬梆梆地失去弹性。请医生吃药打针，百方医治，并清阴阳先生安土攘解，但总不见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
国庆节假日的一天，天气晴朗暖和，我正在家里干活，忽然看见太爷拄着根木棍踉踉跄跄地走进来了。我问候了一声继续干活，呼喊女儿将太爷搀扶到炕上躺下。太爷躺了一会爬起来说要喝凉水，家里正好有瓶亲戚带来的橘子罐头，女儿急忙打开送给太爷解渴。太爷一口气将罐内糖水全部喝完，橘子却没有吃一瓣，然后又摇摇晃晃地回家去了。这是太爷一生中最后一次来我家，但我却忙于干活，连陪太爷坐一会，说几句知心话或搀扶太爷送他回家这该尽的义务也没有尽到！现在我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头就非常难受。有时候自己责问自己：“大铜锣，你是人吗？”我女儿当时回单位上班后，专门买了些水果罐头托人捎回家来送给了她老祖爷，算还尽了点孝心。
不过，太爷病重期间，我曾多次问他最想吃点啥，回答总是一句话：“藏啥都吃到了。再啥都不想了！”从七十年代初期，我家经济状况好转后，至九十年代中期这二十多年中，太爷太太虽然和我们家没有吃住在一起，但我家里不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甚至亲戚送来点什么礼物，总是要给二位老人或多或少分一份送过去。这一点全家老少都没有不同意见，并且二十多年中始终坚持，从未间断。大约是农历九月中下旬的一个星期日晚上，我去看望太爷，他仰躺在炕上和大伯、还有两位邻居闲聊，话题扯到走陕西赶麦场吃羊肉泡馍上。我赶忙问太爷想不想吃羊肉泡馍，他说：“能有半碗骟羊汤饯香饯香地我给喝上几口阿好！”我答应等逢集时去集上买点羊肉回来在家里给他熬汤喝。结果临近的集市上正好没有骟羊肉，于是我专门去城里买了一小块熟羊肉，拿回家切成很小很小的肉丁，分三顿给太爷熬汤喝。第一顿多半碗羊汤全喝完了，还泡了一点馍。喝完后太爷满意地说：“这骟羊汤真饯香，我给喝了个好！”第二顿半碗羊汤是全喝了，但没有泡馍。第三顿半碗羊汤也没有喝完，剩下了一点。我劝他全部喝完，太爷说有点反胃恶心，再不想喝了。
一九九三年农历十月份，轮到我家照顾太爷太太了。十月初七是星期六，天气很冷，下着大雪。我在家休息，白天在太爷家坐了半天和太爷闲聊。太爷虽然不能下坑独立行走，但还能自己坐起来，头脑清醒，反应敏捷。不过我发现，太爷这天喝水时手抖得非常厉害，自己拿不稳水杯，要别人帮着才能喝到嘴里。晚饭我家里包得扁食，妻子叫我先给太爷太太送过去，然后快点回来自己再吃。我说我先快速吃完后再给太爷太太送过去，因为太爷今天手抖得厉害，恐怕自己不能吃饭，我要帮着喂饭吃，时间长了家里要洗锅涮碗等不住。于是我急忙吃了两大碗扁食后就给太爷去送饭。太爷仰躺在炕上不想吃，在我和太太、大伯的劝说下先喝了几口汤，最后勉强吃了很小的六颗素扁食。饭是我用小瓷勺喂着吃的，第六颗吃完后他反复摇头，表示不想再吃了。我继续劝说，他接连摇头。我便将吃剩的饭放到窗台上，掏出手绢给太爷擦嘴，可是太爷以为我又要给他喂饭，下意识地张开了嘴巴。但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再没有喂饭，也没有询问太爷他想不想再吃几颗，只是用手绢擦了擦他的嘴。没想到这六颗素扁食竟是太爷近九十年的艰难人生中最后的晚餐！太爷最后是不是还想再吃一颗或三两颗，但我没有能够理解他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也没有继续劝说询问，因此，对他人生的最后一点需求是不是满足了，我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
……
“大铜锣，你本本坐下咋甲？箱盖上有冥票，取来给你太爷烧上些，他路上还要用哩！”大伯的呼叫声把我从往事的回忆中惊醒过来了。我赶忙拿了一沓冥票，在太爷头顶旁点燃焚化。太爷还是那样仰躺着，呼吸微弱，一声不吭。我也弄不清太爷这时有无意识，头脑是否清醒。由于大伯不让我大声呼叫，也不晓得太爷这时知道不知道我就在他身旁。好长时间后，我发现太爷眼睛里流出了两滴泪水——只有两滴。我用手绢替他轻轻地擦眼泪，他毫无反应，没有一点知觉，仍是那样安祥地仰躺着！
太爷搬进简陋新房子后，夹道大伯便是和太爷家距离最近的邻居了。在此之前，我家也搬迁了宅院，和太爷家相距较远了些。大伯他和太爷一块搭挡给生产队放羊长达十五年之久，他说话粗俗难听，但人心肠好。太爷病倒后全靠他早晚出进照顾，病重期间晚上他一直和太爷住在一起。八点半左右，我对大伯说：“太爷昏迷不醒，就鳌两个人怕不中用！我得去叫干部和院里的（太爷的外甥家村里人称院里的）。”大伯说：“不要叫，叫去歪（他们）也不来！歪有心是个间（自己）早来了。”我反复考虑还是把他们都找来为好，因为太爷去世后还牵扯到财产继承和太太的养老等问题。虽然太爷家住的房子是生产队集体盖的，锅碗瓢盆、衣服被褥是我添置的，医药费、零花钱都是我支付的，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唯一值钱的就是十几袋子粮食。但按继承法，除了需要人照顾的年迈苍苍的太太外，第一顺序继承人就是早年已搬回老庄上居住的太爷的继子；第二顺序继承人便是住在本村的太爷的外甥。他们都不在场，太太年老体弱，我和大伯都是邻居，如果发生财产纠纷，我俩是无法交待清楚的。于是，我便去叫身为村主任的太爷外甥的大儿子。
九点多，太爷的两个外甥及其家里的部分成员和几位邻居分别来看了一下，呆得时间都不多，又分别回家吃早饭去了。小屋里又只剩下太爷、太太、大伯和我四个人了。十点半左右，我又拿了一沓冥票抽泣着在太爷头顶附近点燃，太爷还是那样毫无反应地安祥地仰躺着，不吭一声。冥票焚化后，我擦干眼泪呆呆地瞅着太爷的面部。不多时间，忽然发现太爷的嘴角向两边痛苦地龇咧开来，紧接着整个面部出现了一种极度痛苦地表情，一瞬间又恢复原状。然后额部突然变黄，逐渐整个面部变得蜡黄，同时停止了呼吸。我急忙用手去触摸太爷手碗的脉搏，被大伯强行拉住了。他说：“不用揣脉了，人已经过世了！”我看了一下手表，太爷去世的时刻是十点四十一分。
太爷外甥的大儿子早上去北村叫太爷的继子，十二点左右时他们两人都过来了。这时太爷已经去世一小时有余。他俩下跪叩头烧冥票，继子还干嚎了几声，然后和村里几位邻居商量如何办理丧事。太爷的继子从衣兜里掏出了四十元钱，并声称他现在老了，家里的事情自己做不了主，就只有这四十块钱，先买点香蜡纸火。接着问我有钱没钱暂垫上一些，把亡人归殡出去了就再说。我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只是呆呆地站着；其他几个人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也没人去接钱。他见在场的所有人没有吭声，便又把钱装到衣兜里，同时长叹一声，蹲到门槛旁边拿出旱烟袋吃了一锅。后来他出出进进几个来回，不知在干什么，可能是到村里熟人家去串门子了。晚上八点左右，他又和村里边他的一位远房表兄离开太爷的灵堂出去了，直到天明未曾露面。
太爷去世的当天旁晚，我上高三补习班的儿子回家取生活费来了。一进门看到我们全家人都在吃晚饭，第一句话便向我询问他祖爷现在病好点了没有。我怕儿子饿着肚子知道真实情况后心里难受，便哄他说：“你祖爷的病稍好点了，先马上吃饭，然后快点过去看一看。”儿子信以为真，狼吞虎咽，不一会便吃完了晚饭。碗筷往炕棱边一推，便从背包里掏出专门为他祖爷买来的，也是他祖爷最爱吃的香蕉，急匆匆地出门走了。我还有半碗饭没吃完，看到儿子提着半把香蕉出去，知道是去看他祖爷了。我急忙撂下饭碗追赶出来，跑到大门口挡住儿子，向他告诉了他祖爷已经去世的消息，并边走边劝慰他不要过度伤心。我说：“你祖爷已经是快九十岁的老人了，实属高寿，到过世的时候了。”儿子一声未吭，咬着牙硬是没有让含在眼睛里的泪水流出来。赶到太爷的灵堂前，他首先将手里提着的半把香蕉恭恭敬敬地献在供桌上，然后烧冥票叩头行礼。这一切进行完毕后，便站在他祖爷的遗体旁边默默地叮瞅着。几位邻居劝他坐在炕棱边上，他头也没回，不理不睬，旁若无人，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丝纹不动。
太爷一生中乐于奉献，在村里人缘极好。我估计晚上为太爷坐夜守灵的人会特别多，特地准备了两把“牛九”牌，两把扑克牌，供他们晚上消遣之用。同时，大伯也把炕烧得特别热，唯恐把亲朋冻着。但事与愿违，实际晚上只来了一位和太爷关系较好的八十多岁的老人，陪我和太太、大伯坐了一夜。这位老人原以为会来很多爱打“牛九”牌的人，结果苦于无牌友，只好一锅连一锅地吸旱烟。村里其他人去世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冷清场面。有位老人生前脾气暴躁，动不动就会发火骂人，村里好些人都挨过他的训斥，有的还不止一两次。但他们家儿孙很多，且都很有本事，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好。老人去世后村里坐夜守灵的人挤满了屋子，还有好些人站在院子里挤不进屋去。主事的总管只好给来得较早的人敬烟敬酒，陪着笑脸劝说他们早一点回家，给后边来得较晚的人让个位子。直到天明时，还是你出我进，人来人往，源源不断。但太爷因为无儿无女，无钱无势，在世时虽然为这家的娃娃织毛袜，为那家的大人看孩子，去世后却连个坐夜守灵的人也没有。灵堂里只有我们四个人面对一盏孤灯陪伴着太爷，冷冷清清，孤孤单单，好不寒酸！
第二天黎明时分，我摸黑送儿子到东边十里以外的镇子上去赶早车，然后又赶到学校去请假，并顺便买了点香蜡冥票，转了一大圈，往返四五十里山路，中午过后才急匆匆地赶回家。我又渴又饿，顺手拿了一快馍馍，边吃边跑到太爷家。太爷家院子没有围墙，赶到门口时我看到院内有许多人，乱嚷嚷的跟昨天的气氛完全不同。我有点纳闷，一问才知道，太爷的继子昨晚和其远房表兄离开灵堂后，先去了太爷的外甥家，商量给太爷如何办理丧事，结果两家互相推诿，都怕出钱出力。继子的理由是说太爷年轻的时候养活的是外甥，丧事应该由外甥来办；外甥的理由是太爷的房产家具都是继子占有了，继子是太爷合理合法的继承人，丧事必须由继子来办。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互不相让，不欢而散。太爷的继子和他的远房表兄连夜找到村上另外两名干部家，提出要村上把太爷当做无儿无女无亲无友的“五保户”对待，丧事由村里集体来办。这主意可能是其远房表兄给出的。当时由于村支书外出打工不在家，这两位村干部做不了主，便连夜邀请村里几位头面人物商议，最后决定由村里出面主持太爷的丧事。并且他们推选了两位主持人全权负责办理。后半夜太爷的继子在其远房表兄家住下，天未明便偷偷地跑回他们家去了。从自以后，便和太爷太太断绝一切关系，再也没有任何往来。太爷去世后，太太一个人重病缠身，继子夫妻俩来我村串亲戚时，怕碰到太太，便绕道而行，躲了又躲，避了又避，唯恐躲避不及！
两位主持人和村干部商议，要把太爷的丧事办得热火一些，应和其他有儿有女的老人去世后一样招待亲戚朋友庄间户内所有的人。于是派人簸粮食磨白面。小麦是太爷家现成的，其他一切零碎物资，如清油、猪肉臊子、腌肉、粉面子、蔬菜、柴火等，全部平均摊派给我们五户人家共同负担。零用钱村里暂时垫付，事后村干部将太爷院边的一棵老榆树作价卖掉后偿还了。村里人有些是自愿来的，有些是被主持人和村干部指名叫来的，每个人都分别安排了具体的工作，有陪阴阳先生喝茶的，有帮木工师傅做棺材的，有守灵堂看香火的，有帮厨工师傅盘灶洗洋芋的等等。气氛跟昨天完全不同！
晚上我回家吃饭时，受太爷恩惠最多的另一户邻居家主人找上门来，我递给一支烟他吸着后对我说：“夹道大爹的这（应读zài）事情，歪（那个）他家“院里的”管上是应该的，咋能叫鳌（我们）两家子也出油出菜哩！”我听他的口气是想动员我和他一起拒绝主持人和村干部给我们两家的物资摊派。我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思考了一会后才说：“我太爷过世了没人管，藏庄里大家归殡哩，给鳌两家才摊派了点清油粉面，菜水柴火！是啥歪都是应该的。因为鳌两家的娃娃大汉过去都吃得太爷家的馍饭的确不少，藏要出些才对哩。再说人长的天长哩！鳌给他阆家（老人）出上些，只要过年（明年）你的媳妇子给牛（你们）养个儿子娃，鳌的后人（儿子）能考上大学，歪比啥都好！”我这样一解释，他连连点头说：“好！好！好！你兹该（这样）说下，我就再没啥说的了。”不知是巧合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存在，我儿子于次年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本科，该邻居家的儿媳妇先前连续生了几个孩子都是畸形的，没成活一个，把太爷归殡后两三年内，接连生了两个儿子，身体都非常健壮。
太爷去世后的第二天晚上，前半夜由于厨师木工等人加班干活，屋内出出进进的人还比较多。晚上十一点过后，这些跑蹿（帮忙）的人都分别回家睡觉去了，灵堂内跟第一天晚上一样，也是四个人——太太、大伯、我和当村主任的太爷外甥的大儿子。第三天清早，我匆匆忙忙又赶到南边邻县的集镇上去买纸火——一匹白马和一对金童玉女。我小心翼翼地挑着纸火回来时大约十点钟左右，进门后东西还没放稳当，主持人阴沉着脸问我昨天晚上坐夜守灵的人都是谁。我作了如实回答后，他便气狠狠地说：“藏夜晚（昨晚）贼把锅偷上走了！你看怪不怪，别的东西都没有偷，就把盘好的锅从灶头上拔上走了。一口锅才几十块钱，一才枋板歪几百块钱哩咋不偷来？明明是欺负人哩！”这没头没脑的问话，把我当时弄懵了，半张着嘴瞅着主持人不知所措。事情原来是这样：昨天下午厨师在太爷家窑门前盘灶安了口大铁锅，这口锅还是原来生产队养猪场做豆腐使用过的公共财产，殷祝平现在庄里谁家有红白事情，便借去烧水煮菜。太爷家也是借用的，但昨天晚上不知什么人将这口大铁锅从盘好的灶头上拔出来偷走了。我到窑门一看，果然新盘的灶头上安好的大铁锅不见了，灶后边泥着的我家的两截新烟筒却还端端正正立在上边丝纹未动。放在窑内的面、油、粉、菜及院里的枋板杂物等没偷一样，单单偷走了这口大铁锅！
昨晚上我还是整夜没有合眼，院子里一颗五百瓦的大灯泡彻夜未灭，照得整个院子跟白天一样明亮。除太太外，我们三个人你出我进抡换着照看放在院子里的东西，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这锅怎么就不见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帮忙干活的人们个个都非常气愤，你一言我一语大声地议论着，部分人还用最难听的骂人话诅咒着这可恶的偷锅贼。有一位村干部还为此事专门跑了一趟乡政府去报案，乡上领导要求村里查一查，同时答应给点钱补贴零用。后来听说钱没有给来，只是领了个空头人情。偷锅案件当时根本没有任何线索，那里能查得出来呢！
第二年夏天，太爷外甥的小儿子不慎掉到水坝里再没有活着上来，村里有人背后议论说这口大铁锅是他家的后人偷去转移到亲戚家了，老天爷报应他，才把娃娃给天收了。又过了几年，一户邻居家的女人年纪轻轻地便病故身亡了，办丧事时有一口大铁锅，帮忙的亲房邻居有人认出这口大铁锅正是从太爷家被贼偷盗而丢失的那口。但主人三番五次地主动声明，这口大铁锅是某年某月某日他从某集市上花了某元某角某分钱买来的。这家主人的话是真是假无人去考证，这口大铁锅究竟是被什么人偷走了至今仍是未被侦破的沉积悬案。其实象这样小偷小摸的事情，根本够不上立案侦察。不过这件偷盗案中的贼娃子干得太缺德，村里人时不时提及此事时，免不了还要诅咒一番妙偶天成。
顺便还应提及的一件事是，太爷的两个远房侄子，在太爷去世的第三天，确确实实是好心好意地为太爷吊丧烧纸来的。但由于太爷继子的不辞而别，加之大铁锅的被盗，村干部和主持人以及跑蹿的邻居故旧都带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愤怒情绪，不够理智。武断地硬说这两个侄子是太爷的继子派来打探消息的，不是真心实意来烧纸吊丧的；是想看一看我们村的人是如何办理太爷的丧事的，也就是说想看一看太爷去世后我们村有人管还是没人管，其目的不纯。在主持人提议、部分人同意的前提下，经过简单策划商量，决定要给他俩出难题将其耍弄耍弄。主持人派人从庄里借来了两顶麻布孝帽，两件白布孝衫，硬逼着他俩在太爷灵堂前披麻戴孝，顶棺入墓。难为的这两个侄子有口难辩，趁两个主持人不在时偷着溜走了。从此以后，太爷的一年、二年、三年等纪念日以及太太有病卧床直至去世前后，北村太爷的亲房家一二十户老少近百人，再也没有人前来悼念或看望过一次。真绝情！
太爷归殡后的当天晚上，村干部召集我们与太爷关系特殊的五户人家及几户距离最近的邻居，还特地请来了七八位村里的头面人物，其中包括丧事中的两位主持人，共二十多人，在太爷家针对太太的养老问题进行协商。多数人的意见是，既然太爷的继子忘恩负义，天良丧尽，不辞而别，那么对太太应尽养老义务的责任，按传统观念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太爷的外甥头上。但太爷的外甥本人没有到场，只打发来了个理不了事的儿子；众人有点气愤，派当村干部的大儿子（已分家）去叫，等了好长时间他才勉强来到。村干部提出要他承担太太的养老义务，他一口回绝，拒不履行，并向村干部提出要村上付给他们父子近几年为太爷家帮忙种地收割打碾，干各种农活的人工钱。有位村干部欲擒故纵，故意问他要多少钱的人工。他说：“少少少一年也得三五百，十年就是三五仟。”这时，包括当村干部的他的大儿子在内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激怒了，大家几乎同声追问：“你舅舅养活牛一家七八口人前后总共二十一年整，你给付了多少人工钱？”我看见太爷的外甥他半张着嘴，把头抬起来又低下去，低下去又抬起来，反复了几次，想辩解，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只是“啊、啊、啊”了几声。紧接着有人又追问说：“虎头山‘回回’打开时，是谁把你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太爷的外甥这时象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似地立即理直气壮地回答：“虎头山开了的歪一晚上，他没背我，是‘后窑的’（村里另一位老人）背得我。”（“扇子会”虎头山撤退时，太爷一人背不动几个娃娃，是“二老师”临时指派了几个手下人帮忙，每人背上一个，在太爷的统一带领下集体逃命的。当晚太爷手里拖得是大外甥，背上背得是小外甥女，这个外甥的确是“后窑的”背出来的。）听到他的这种辩解，当时有人骂道：“你把这无良心的熊，着贼歪一晚上给杀了时藏啥事都没了！”太爷的外甥听到有人骂他，抬起头来想反驳，但看到众人的眼睛都盯着他，自己感到气氛不大对劲，害怕众怒难犯，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发出声音，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后，便又把头低下去，同时把脸转到旁边去了。
太太的养老之事，继子不管，外甥也不管，村干部只好考虑采用别的解决办法了。当时有人提出说：“有四亩多好川地当看哩，还愁没人养活一个老人。”的确，村里有好些人羡慕太爷家的四亩多好地，又近又便利，而且还能够打院廓做坟茔。特别是那些没院没坟的人，几乎是垂涎三尺，但他们又害怕养活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闲扯了一阵，最后意见基本上统一到由夹道大伯来照顾太太比较合适。太爷病重时，就是由大伯出进照看的。现在太爷去世了，太太年老多病，由其他任何人来照看都不如大伯照看来得周到。村干部征求大伯的意见，他也乐意，但提出要征求他们家里其他人的意见，特别是儿媳妇。村干部连夜征得大伯全家人的同意后做出决定：（1）太太由大伯家照顾侍候；（2）土地暂由大伯家耕种，将来太太去世后交村上统一调配；（3）太爷家住的院子（包括那间简陋房子和两孔破窑洞）划归大伯家所有；（4）财产（只有折筷子烂碗，烂衣烂裳，再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全归大伯家所有。第二天上午，几个村干部执行决定，到太爷的外甥家去取晾晒在他家的属于太爷家的两大串番麦果果（包谷棒子），他们家里人和村干部吵了一架，东西没有要回来，干部还挨了一顿臭骂。
太爷原来住的窑洞上的门扇，听说还是一九五六年农业社占用该窑洞时由社里的保管员借用太爷外甥家的一扇无用的旧门扇，使用了几十年，破烂不堪。该窑洞隔壁还有一孔窑洞，一九六四年夏发暴雨时窑面子被雨水浸湿坍塌，窑顶上有道又长又宽的裂缝，有很大一块崖土悬掉着，有随时塌下来的危险。太爷在这孔破窑内存放着一些柴草填炕的，人要天天进出去取，很不安全。当时是太爷的继子借来外甥家一根直径约六七寸的歪杏木杠子顶在下面的。这根杠子经三十年的日晒风吹，裂开了一道大口子，加上本身歪里疙巴的，除了当柴烧再没有其他任何用处。太爷归殡后的第二天下午，外甥领着几个儿子来到太爷家，没有进屋看一下太太是死是活，径直去卸窑洞上的破门扇，然后又去卸顶崖土的杏木杠子。门扇卸得容易，顶崖杠子负着力卸不下来，打硬手卸万一崖土塌下来有砸死人的危险。他们父子也害怕发生事故，于是回家取来一根长绳子，将一端拴在顶崖杠子的上部，然后父子几个采用拔河式的办法，集体用力拉着绳子的另一端，调着号子，反复多次才将这根顶崖的杏木杠子卸下来。当他们扛着门扇和杠子往外走时，太太才发现他们，坐在炕上隔着窗户问着说：“牛把歪（那个）卸了往阿里拿(读hà)甲？”太爷的外甥生硬地回答说：“这都是鳌的，卸了拿上回甲。”
一九九四年春节，太爷去世后还不到百天，按传统习惯门上只能贴用黄纸书写的对联。我根据太爷太太的实际生活状况撰写了一付对联，用黄纸书写后于大年三十晚上贴在了太爷家的简陋房门上。记得对联是：“见今世鹤龄耋寿，愿来生子孝孙贤。”横额没有想出比较恰当的词句，随便写了几个字，现在记不起来了。我当时的想法是，太爷太太都是八十以上的高寿，但无儿无女更无孙，虽然有继子外甥，也跟没有完全一样。因此，我只能祝愿二位老人来生来世儿孙满堂，子孝孙贤，尽情享受享受天伦之乐了。
太爷刚去世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太太的身体还比较硬朗，拄根木棍能在院子里游转。大伯全家人都比较关心，照顾得也周到。一九九五年春节刚过，太太突然患重感冒而卧床不起，不多几天，身上便生出了几大片褥疮，水泡溃破，泡内液体流到身上其他部位后，立即便长出新的大水泡，感染速度相当快。我请来医生诊断后，医生说要先用青霉素溶液冲洗，然后再在溃烂处用青霉素粉干贴。我和大伯按照医生的吩咐，不分白天黑夜，每过四小时冲洗干贴一次，三天以后，病情得到控制，再没有感染扩大，大约十天左右，褥疮基本痊愈，外加打针吃药，感冒也好了。在这场大病中，我发现太太精神上有点不大对劲，特别是晚上，一会儿说要坐起来，我和大伯扶起还没坐稳，又说要躺下去，刚躺下后又说要坐起来；一会儿说这儿疼，一会儿又说那儿疼，弄得我和大伯无所适从；有时甚至躺在炕上双手乱抓乱挖，说话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这样反反复复连续发作了好几个晚上，大伯说是得了“毛鬼神”，“察”（一种迷信话动）给下就好了。半夜三更，我出去折来了三根细桃树条子，大伯用桃木条子在太太的身上象征性地抽打了一通。我又舀了半碗净水，大伯点燃三支香，连同三根桃木条子架在水碗上，又点燃一沓冥票放在木条上边燃烧着，端起碗在太太身体上空来回旋转，等冥票烧成灰后，叫我把碗里象征“毛鬼神”的这些东西送到十字路口。经这样一折腾，不知太太是疲乏了，还是真的把“毛鬼神”赶出去了，这天晚上的后半夜她果然睡得安稳。
这场大病过后，太太一直身体不好，双手拄着一根长木棍，下地后站立不稳，走路就更困难了。大伯白天要下地劳动，太太一人在家，村里有个别顽皮的孩子见太太无法下炕牧唐全文阅读，便故意欺负，有时甚至将家里的东西随便拿上就走，太太无法阻拦，喊也喊不住。后来大伯走时就将房门锁住，太太一个人被锁在屋子里感到寂寞孤独，村里有人去看望，便爬在窗户上相互说说话儿。我最后见到太太是她去世的前三天。这天早上天下着雨，我冒雨截山步行去学校上班。家里煮了一锅新番麦，还不太熟，我用料袋装了两个，连同馍馍一起装在一个手提花布包里，准备拿到学校去吃。离家后顺路到太爷家去看望太太，见她背墙坐在炕后边，精神还比较好，正和大伯，还有一住位邻居三人闲聊天。我问候了一声，心想把手里提的热番麦送给太太一个，让她尝一尝。但又一想，我拿的这两个还不太熟，恐怕她咬不烂。我估计番麦煮烂以后，家里人按照以往惯例肯定会给太太送过来的。因此我没有给太太说有热番麦的事，便急急忙忙赶到学校去了。我走后家里人给太太送煮烂了的新番麦来没有，到现在也不知道；也没有勇气向家里人具体询问，怕万一证实太太临走前确实没有吃到当年的新番麦，我心中将会更加痛苦。当时我根本想不到太太就会那么急切地离开人世！我最后悔的是那天早上为什么没有亲手送给太太一个虽然煮的不太熟，但却是刚出锅的热番麦让她尝一尝新鲜呢？我真蠢！
公元一九九五年，农历乙亥七月三十日（星期五），我下午放学后步行回家，走到太爷家门口时，看到院子里有好些人正在忙碌着。映入我眼帘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摆在院子里的木板和正在平整木板的木工。我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手里提着个空布包呆呆地站在夹道盯瞅着。身为村干部的太爷的外甥的大儿子看到我后，走过来对我说：“我舅婆过世了！鳌晓得你今晚就回来了，阿给你就没有捎话。藏先走屋里走。”我进屋后看到屋子中央摆放着一张从学校借来的课桌，上面放着香蜡冥票；课桌后边挂着一块幕布，太太的遗体仰躺在幕布后面的地面上，面部用一张白纸苫着，双脚用一根细麻绳捆着，寿衣穿戴整齐。我含着眼泪在太太遗体旁边站了好长时间后，慢慢走到课桌前边，给太太下跪磕头，焚香烧纸。我不会嚎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流泪。
后来听人介绍说：这两天人们都忙着碾场，闲人很少。大伯也去碾场，歇息时间随时可以回来，所以太太的房门一直开着没有上锁。上午十点钟前后，太太还和一位邻居闲聊了一阵。邻居说太太当时的精神较好，情绪稳定，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十一点多钟，有几个半大不小的娃娃去太太家玩，看到太太斜躺在炕上窗子跟前，头低垂着歪到一边，窗子上绑着根布带套在脖子上。几个娃娃分别大声叫了几遍，见没有回答，便爬上炕推了几下也不动弹。娃娃赶紧出来找大人，碾场的人们赶到家里来时才发现，太太用系裤的一根破布条子辫成的布带，拴在窗户隔子上垂着上吊自缢了。
太太的丧事完全由村干部主持，没有招持任何人。木工师傅、阴阳先生只是在大伯家吃点便饭，其他人吃饭时一律各回各家。白天进出的人比较多，晚上坐夜守灵时还是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大伯、以及一位小时候家里招致人祸时，曾受到过太太特别照顾的现任村干部。太太无儿无女无娘家（娘家的远房侄子多年没有来往），唯一的亲人就是继子和外甥。他俩一个在北村老家居住，一个就住在本村，从太太去世到送葬，以及后来的“七七”、周年等纪念日，从未露面。我仍旧去南边邻县集市上的纸火店，给太太买来了一匹白马和一对金童玉女，还有香蜡冥票等丧葬用品。第三天下午送葬回来后，村里其他人就都各自回家去了，几位村干部对有关善后事情要商量处理，便到大伯家去一边吃晚饭一边研究事情。他们叫我也过去顺便吃点饭，我没有去，独自一人坐在我亲手为太爷太太盖起的简陋小屋内的炕棱边上。起初只是想在这里坐一坐就回家吃饭去，但坐下来后环顾屋内四周，一切都跟原来一模一样，就是热炕上再也看不到太爷和太太二位老人了，人去房空！我猛然间感到心里酸楚楚地好难受，不由自主地独自抽泣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伯送走村干部后准备回屋睡觉重生美人名贵，他见屋内黑糊糊的以为我早回家去了。我只顾无声地流泪哭泣，大脑内一片空白，没有意识到天已经很晚了，同时也没有感觉到大伯的进来。大伯进屋后顺手拉着了电灯，灯光下我俩才各自发现了对方的存在。大伯见我还在独自哭泣，便劝慰了几句。我也突然恢复了知觉，感到头晕目眩，四肢无力，特别是两鬓颊好象用针刺一样地疼痛。我抬起胳膊，用衣袖擦干了眼泪，再用双手在面部搓了搓，起身摇摇晃晃地回家后倒头就睡着了。
太爷和太太先后去世后，每逢纪念日——“七七”、“百期”、“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都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前来送纸悼念；每逢农历节日——春节、清明、上巳、端午、中秋、寒食等，更没有其他任何人给他俩烧几张冥资冥票。二位老人在世时，我无能无心，没有把他俩接到我家里来奉养；去世后，我受到良心的遣责，同时也不会再受到家里人的牵制，每逢节令纪念日，无论多忙，总要回家到太爷太太的坟前焚香点蜡，烧纸化马，磕头跪拜，略表孝心。记得有一次九月初九日，我忘记了这天是重阳节，住在学校没有回家去。晚上连续两次梦见我和太爷太太仍住在原来的窑洞里。我也不以为然，认为梦见去世的亲人是正常现象。早晨起来一看，天下着小雨，心想今天不能上早操，便又躺在床上睡着了。刚合住眼，迷迷糊糊又梦见太爷好象说他喝的茶没有了，太太好象说她身体那儿不舒服。隔壁一位老师开门的推动声突然把我惊醒后，坐在床上觉得连续三次梦见太爷太太有点儿奇怪。我一边穿衣服，一边思考这件事，但总是想不明白。我冒雨上了趟厕所，然后洗脸刷牙，在刷牙的过程中突然想到昨天是九月初九重阳节，应该给太爷太太回家坐纸送冥票，但我给忘记了。我想可能是二位老人等心急了梦中来催促。于是，我下午放学后回家，专门去给太爷太太认错赔不是，补送了一包冥票冥资。
早在一九八五年前后，太爷感到自己年事已高，继子回老庄后又很少来往，心想自己在我们村生活了六十多年，百年以后还是葬埋在这里为好。我也劝太爷趁早在自家口粮田里看块地方做坟茔。于是，请了位风水先生看了一下，太爷的口粮田里有两处地方风水相合，都是葬人的好去处。太爷把一处让给了一位邻居，一处留下来给自己做坟茔。九三年太爷去世后，就埋葬在这里。但太太去世后，村上把太爷家的口粮田收回去分成七八块分别承包给村里其他农户了。正好承包太爷坟茔两侧土地的两户人家都没有宅院，他们就在坟两侧打院廓盖房子。听说太太在世时，他们就提前背地里做通了个别村干部的工作，干部早就答应下等太太一去世，便把这地承包给他们，让其打院廓盖房子的。坟茔夹在院廓中间，鸡、猪、牲口天天挖刨啃踏，据风水先生说这对亡人不利。因此，我又请风水先生在我家的承包地里另选了块地方，于一九九九年秋将太爷太太的灵柩迁移了。现在我唯一能报答太爷太太恩典的就是春节期间坐先人时，太爷太太以我的义曾祖父母的名分和我家的祖先一起享受一下后代儿孙的香火祭祀；清明节时，我和家里人去给我家先人上坟的同时也在太爷太太的坟头上培几锨黄土，插几张纸条，扫祭扫祭。
太爷太太都是一生乐于奉献，付出的心血太多太多，收到的回报太少太少。虽然都是耄耋高寿，但老年生活清贫悲凉，无依无靠，孤苦伶仃。老天爷！你说这公平吗？太爷养活其全家老少七八口人历时二十一年，从小亲手拉扯大的外甥不奉养二老；太爷太太省吃俭用，给其提亲娶媳妇，并占有了唯一的一点家产的继子不奉养二老；太爷太太管吃管喝管穿管住，从小惯大，视若亲生的我也没有全心全意地奉养二老。老天爷！你说这符合天理良心吗？
老天爷！您是“世界万物之灵”的主宰者，请您睁开您哪睿智的双目，明查细审人世间那些大恩小报、知恩不报、甚至恩将仇报的无情无义、无心无肺、伤天害理之徒——太爷的继子和外甥、还有我以及受过太爷太太大小恩惠而未报答的所有亲戚朋友邻居故旧，把他们依据其忘恩负义的情节轻重分别进行审判处置，轻者绳捆鞭抽刀割肉，重者天打火烧雷抓头！
（二OO六年春罗轻草于秦岭中学）（2014年9月发表于《秦州文艺》第三期）
作者简介
大秦，甘肃天水人，秦州区秦岭中学退休教师。现既不上班哈儿师长，又没务庄农，闲暇无事，借诗文书画消磨时间，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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